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更新完毕开始阅读01d5ac1bc281e53a5802ff8e
胡锦涛同志指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这是科学的判断，实事求是的判断。”青海省海东地委书记王小青代表说。
“这表明我们党更加清醒、更加稳健、更加成熟。认清了形势，我们发展的信心更足了！”山西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代表说。
代表们说，慢步走，差距会越拉越大；快步走，才有希望赶上去。但是，这个“快”应当是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速度，是资源消耗比较少、环境得到保护的速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了更高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代表们说，今后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费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蓝图鼓舞人心，目标催人奋进。代表们纷纷表示，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国民经济必定能够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新的跨越，续写新的辉煌！
中国发展的新走向——十二五规划建议解读
再过五年，我们国家会有什么变化？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为了实现这些变化，我们国家应该怎样发展？随着十一五的即将结束，确定未来五年发展战略的十二五规划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10月15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共产党每届各次的中央全会中，五中全会的主题相对明确，它主要是着眼于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从执政党的
角度为次年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审议的发展规划校音定调。像这次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主报告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建议》共12个部分56条。18000多字。在充分肯定“十一五”的同时(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确定了2011—2015年我国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主题、主线以及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措施，体现了执政党对今后五年发展的思考和部署。
仔细研究分析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论断、做出的要求、确定的战略，我们不仅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判断、思考、努力有清晰认知，更可以通过这些认知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大势有基本把握。
五中全会首先就是对中国未来五年发展方位与发展环境做出准确判断。
不管我们再多么低调，到今年底，也就是“十一五”末，中国的GDP将接近37万亿人民币。姑且不考虑以后修正数据的进一步加大，也不考虑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等因素，仅以现在的汇率来看，也将跃升并稳居世界第二。这就意味着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将要在“世界第二”这样一个起点上往前走。
可是，“世界第二”，这是一顶很漂亮的帽子，也是一顶不大好戴的帽子。它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对世界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无足轻重，而成为了举足轻重。5.5万亿美元有余的经济总量再加上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进出口贸易总额2.2万亿美元）的地位，以及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2.6万亿美元）的事实，中国的发展将开始深度影响世界的发展格局与发展态势。如果说过去发达国家看待中国的发展只是把中国当成众多廉价工厂中一个比较能干但远远不在同一重量级上的打工者、追赶者的话，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面对面地站在世界舞台上影响乃至改变他们的产业模式、经济结构，甚至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国际社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这里绝不仅仅只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心理不适应），也必然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些影响中有正面的，更多的会是负面的。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更多经济政治争端的前兆与试手。
第二个变化是，人均GDP将超过3900美元甚至突破4000美元，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一变化固然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但也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就是过去管用、能用、好用的行为以后恐怕不再能用了。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做派。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不可能简单复制从低收入经济体迈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既有发展模式。中国得开始学做“富人”了，但中国社会准备好了吗？
本来这两个变化已经够中国社会应对的了，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这一大背景，使得未来五年的发展环境将更加复杂。
《建议》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入分析、综合判断制定的，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从国际上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不仅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而且带来了全球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过去那种亚洲生产，欧洲消费，资源大国提供资源的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包括贸易将进入增速减缓的时期。围绕市场、技术、人才、资源、标准等方面的国际竞争更加剧烈。同时能源安全、资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对制造业这样的低端行业是瞧不起的，有金融产业的鱼翅燕窝，何必要制造业的小米干饭，可是现在甚至连美国都开始考虑在制造业领域与中国争饭吃了。“万物尽秋气，一室难为春。”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中国发展还能一如既往吗？
我们目前面临的环境与金融危机发生前比较更趋复杂，不利因素和挑战也有所增加，但也有几个不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变，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变，总体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变，我国劳动密集型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不变。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在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这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未来五年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比如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使得发展的活力和潜力进一步得到释放，但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集中表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因素突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加剧。第二个问题就是几个方面失调，需求结构更多地依赖出口、投资。我们的产业结构上，三次产业结构发展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第三产业的水平、比重相对偏低。
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1%，整个经济增长是由工业主导、工业带动的。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98年的50.8%提高至2008年的70.8%，甚至高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最高水平。从各地情况看，除了北京等少数地区之外，几乎全国各地都在推行“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甚至是“工业强镇”的主导战略，这是典型的GDP挂帅、投资挂帅的传统增长模式。
2009年我国GDP重新核算总量增加了5000亿元，多数来自服务业，也许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知道服务业指标最终能否实现。但即使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我国服务业相对制造业的规模也是明显落后。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8.5%；制造业却占全球制造业规模的16%左右，为全球第二。但服务业占比和发展水平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因此，“十二五”规划的结构调整指标，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执行的力度和考核约束，否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就有因之失败的可能。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什么？应该依靠科技、依靠体制的活力，依靠管理的创新，但相对来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还是依靠物质投入，这个也应该加快转变。另外妨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有不少。
总的来说，在中国“十一五”收尾与“十二五”布局之际，世界经济正在步入后危机时期。中国的发展既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存在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什么是可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什么是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公报没有明确说明。不过，
一个社会的风险，是可以透过对其社会结构、对不同群体的心态的分析，知其大概的。
当下中国最大的风险挑战，恐怕不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减缓，也不是经济结构失衡，而是社会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群体在心理上的隔阂、紧张乃至冲突，尤其是贫富紧张、官民紧张。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极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江西宜黄县农民以自焚的方式反对地方政府强制拆迁，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予以政纪处理，当地官员却化名发表文章，为强制拆迁进行辩护，并悍然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而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也发出“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的言论。如果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不能化解，社会就面临巨大风险。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会议公报对若干年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重新阐释：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这里连续使用了四个“更加”，显示了调整政策的紧迫感。这四个更加，一言以蔽之，就是实现公平的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增长。
外部风险呢？来自专家层面的判断：可以预见的外部风险挑战，是西方国家仍将对中国发展进行遏制和打压，而难以预见的外部风险大致有三。首先，在经济方面，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前景难以预料。当前，世界经济虽已踏上复苏征程，但动力不足，速度缓慢，且发展很不平衡，经济运行条件并无明显改善，经济下行风险依然不小。因此，其未来走向如何，何时才能真正恢复元气，目前难有定论。而危机后，包括中国、美国等大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都在进行结构调整，但这种调整究竟会不会成功，会调整到什么程度，调整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目前也难有答案。
其次，在国际关系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迅速提升。各个国家都将如何同中国交往、如何给中国定位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而出于不同的考虑，围绕这一课题，它们展开怎样的合纵连横，值得关注。会不会有国家在中国周边制造摩擦牵制中国、周边国家会不会有安全变局、西方的舆论导向会否激化一些小冲突，等等，都难以预料。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左右逢源的国家，在中国逐渐强大和遭受西方遏制的双重背景下，对待中国的态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难以预料。
再有，在全球治理结构方面，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际体系和规制改革步履维艰。无论是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贸易体制改革，还是安理会改革，都是命途多舛，处于僵局之中。危机后，对国际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已成为各方共识，并取得了部分进展。但是，彼此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这其中，欧盟高举全球治理大旗，秉持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千年目标等问题上，着力抢占高地，发挥引领作用，冲淡和谐世界的国际影响。而一批发达和发展中的中小国家，不甘由大国主导全球治理的改革进程，联合组成全球治理集团，捍卫自身利益。因此，未来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困局会不会打破，何时被打破，各方的利益博弈会对全球治理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都仍不明朗。
好中有忧，也许还有难言之隐；危中有机，却可能是稍纵即逝。“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只有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认真落实相关要求，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这就是中国社会在十二五所处的发展方位。所以，五中全会既讲“关键时期”，“攻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