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五 文章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更新完毕开始阅读01d5ac1bc281e53a5802ff8e
为各省市增长目标的底线。“十一五”规划各地区制定的GDP增长率平均值为10.1%，大大超出全国GDP增长率7.5%，而且层层加码，地市级平均值达到13.1%，县级平均值达到14.2%。“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地方经济发展仍是“GDP挂帅”的思路。
中央在十二五期间不是故意与大家拧着来反对速度快，而是在目前和未来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条件下，想继续过去那样的高速度已然不可能，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只能是饮鸩止渴、引火烧身、引狼入室。
而且，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与教训也告诉我们，在过去那种发展速度状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能的。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但进展并不如预期；原因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舍不得转变；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不敢去转变。总是一拖再拖。2008年以来，我们国家为了应对突发而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采取了强力的保增长经济政策。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不免带有比较重的传统发展方式的影子。现在来看，2009年的保增长非常成功。可是这一成功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淡出为代价的。我们在十二五期间特别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且一再强调加快，强调刻不容缓，与去年那些权宜之计所造成的负效应有很直接的关系。
其实，从经济增长规律来看，慢是一种必然。旧产业关停是即时性的，当这些企业被关停之后，现有的这些经济总量和经济拉动速度当然也就随之没有了。可是，新产业的培育则是渐进性的。新的企业从孵化、培育到真正能产出是要有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在转型过渡期产业空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
再者，从中国发展现状来看，慢也是完全可以的。现在来看，十一五的目标，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已成定局。按照中国社会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要完成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未来国内生产总值只要达到每年平均增长6.4%就绰绰有余了。所以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不必要太快，比十一五低0.5甚至1个百分点都是完全可以的。
更进一步看，慢并不肯定就是不好。今年年初，有关部门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在2008年发展方式的基础上转变30%，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只是6%，也能达到现在8%甚至9%的经济发展效益。
当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不是不发展，而是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是在真正实现好的发展前提下的尽可能快的发展。所以，尽管看起来似乎矛盾，但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为了让中国社会能有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要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勇敢地慢下来，自觉地慢下来。
五中全会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而不对十二五经济增长指标作出硬性规定，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图。
因此，“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吸取了前几个五年规划的经验和教训，防止掉入“低质量高增长模式”，即片面追求GDP规模扩张、数量驱动，盲目攀比高指标、高速度，而忽视提高增长质量和降低发展成本，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投资消费比例失衡，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加大，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然而《建议》也有重大“松绑”。我们可以观察到，此次全会还有另一大特点：过去的规划是约束性规划，“十二五”规划是预期性规划。这个变化从“十一五”就已开始。“十一五”之前都叫“计划”，而非“规划”。名称改变，使规划本身更具方向性意味，而减少了指令性内容，量化的指标也开始改变。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通篇没有出现具体数据指标。‘十一五’以来的规划建议，越来越有空间，这次还有比较大的空间留给规划去做。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发展空间扩大了，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因此对社会发展不应有太多规划约束。这种放松无疑是良好的，中国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很强，而对社会发展来说，放开约束才能使它更健康地成长。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速度、经济规模，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我们从经济发展方式、从经济结构、从社会发展、从民生问题，包括医疗、教育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另外我们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深化改变制度、解决体制制度等遇到攻坚问题，任务十分繁重。关键要看十二五，如果这五年吧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说我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未来五年间中国政府将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同时推动区域发展，结构调整及经济社会改革的多方面的多项政策措施破茧，从而协调各领域的改革。
经济发展是每一个五年规划的最重要的内容，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依然把抓住当前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各个领域的重大发展作为主要内容，对未来五年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概括起来，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外部需求扩张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怎样去更好地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的需求，提高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建议”特别做了强调，把消费摆在了促进经济平稳加快发展的重要位置上。
第二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议》强调，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三、由于外部需求市场的萎缩，所以我们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个矛盾也突现出来。《建议》特别强调要加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转变产业结构方面，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技术产业，大力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海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走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效率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来提升我们的产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建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是跟以往有所不同的。
第四、就是要贯彻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人才规划，进一步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第五、就是在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的情况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排放强度，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建议》特别强调要把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
第六、《建议》对区域协调发展也作了新的部署，特别强调要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区域总体战略的优先位置，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特别强调了要把农村转移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作为新时期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都是新的提法。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重要的动力就是改革开放。 《建议》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提出要大力推进经济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意味着“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打响一场以全面和协同改革为特点的改革攻坚战役。
要取得这场改革攻坚战役的全面胜利，就离不开精心谋划和周密设计。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改革经验，仔细研究新时期体制改革的特点和制度变迁的规律，更加注重各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充分发挥高层推进改革的“规模效应”。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有力地克服各种既得利益者阻力，最大限度地节约体制变革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以加快改革进程。
总体来讲，过去30余年的各项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都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即“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再全部推开”的路径走过来的。这种方式一般是在没有把握、没有经验、存在争论的情况下推进改革采用的。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是试错成本小、回旋余地大。缺点是往往由于争论大而搁浅改革，贻误改革战机，延缓改革进程。
新时期开始的各领域改革与过去的改革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了体制改革的经验积累，通过过去改革实践的探索和理论总结已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尽管不排除我们在有些领域的改革还稍显经验不足，仍需试点先行，但更需要重视对各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高层不仅需要对各领域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明确要求，而且需要确定各领域改革的优先次序和重点任务，进而提高各项改革的协同性，最大限度避免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掣肘。
《建议》还根据改革的现实需求，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推进目标，这是有针对性的表述。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显得力度不够，还存在很多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的体制机制，就是要在已有的改革基础上加大力度的问题，因此是“大力推进”。公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得相对比较具体，比如提到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等重点任务。这就和以往的表述有所区别。对文化体制改革，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深化”变为现在的“加快”。“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则是个全新说法。同时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也是此前所没有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则保持不变，表述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从过去的经济转型到现在的全面转型，此次全会完成了对科学发展观的一次丰富。对于什么是科学发展，这次几乎都点出来了。
另一个细节也必须注意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4600多字，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3800多字，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只有3300多字。五中全会公报篇幅逐步扩大，这反映出我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和充实。
变化还体现在细微之处。此次公报指出，要“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句话的提出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开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后提到“经济社会”，之后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前面再加上“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现在又提出要“提高”这‘三性’。
在开放问题上，《建议》提出要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对外贸易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进入新时期，我们的开放应该要由原来的出口为主转向出口和进口并重，由追求数量扩张转向品牌、技术和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这种质量的提升。我们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提升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沉着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议》将之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将具体途径细化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等。
而基本抓手就是要“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得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具有新的特点，“符合国情”就是要和我们发展的阶段相适应，要有所为，要尽可能满足老百姓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同时又是我们财力所能允许的；“比较完整”就是说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国家都负有责任，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覆盖城乡”的角度，也就是说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是比较宽广的，包括所有的人群、城市居民、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还有有就业的、没就业的、失地农民等等，都提供均等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那么“可持续性”呢，也就是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它的制度设计是一种有长期的持续能力的，形成长效的、常规的投入机制。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议》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容也作出新的安排，其中包括百姓十分关心的就业、收入分配、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政府继续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经济学也是社会科学的一支，必须解决社会问题，经济学的根本还不是什么经济问题，仅仅是一个很简单的就业率问题，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只要你能维持社会就业率，这个政权就能生存，如果无法维持社会就业率，这个政权就要完蛋，不仅资本主义是这样，共产主义也是这样，三十年前邓公的改革主张为什么那么得人心？那时候的就业率是多少？大城市能保证一家人家一个孩子就业，小县城连这个都保证不了，即使不下乡留城也没有工作。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式都是这样，中国历史上不少历代封建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都是因为土地兼并引起的农民逃亡，用现在的名词就是失业了。
还有一个老百姓最关心的收入分配问题，中央提出一个理念，要让居民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同步的，一致的，劳动报酬也就是职工的劳动报酬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