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罗克辛教授的访谈更新完毕开始阅读027a0fd8f12d2af90342e65e
允许我回到您一开始提到的问题来，从这些情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我从一开始就是将我刑法学者的工作理解为与过去的决裂、理解为一个新的开始。
（译者注：无论是Roxin的老师Henkel，还是Jakobs的老师Welzel，在纳粹时期都有过污点。Roxin一直激烈地批判纳粹，而Jakobs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淡然。）
问：您在1957年博士毕业之后，是否想过从事刑事法官的职业？或者：您是否被法庭中的工作所诱惑过？（意大利的同行特别喜欢将大学工作与法官职务结合起来）
答：我一直觉得法官和律师的职业很有吸引力。但是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要去尝试从事这类职业，尽管我可以获得一个兼职法官职位，尽管我可以像一些同行那样去当刑事辩护人。我觉得，原因可能是，我对于研究与教学——这两者是同等的——的兴趣是压倒性的，没有留任何空间给其他的法律职业。毕竟我可以通过实现对实践的间接联系，因为我的妻子是刑事辩护人，我们之间能够相互咨询。
（译者注：对比一下，Roxin从没想过去从事实践工作，而Jakobs本来是想去当民庭法官的，结果一不小心就走上了刑法研究的道路）
问：博士毕业之后，您于1962年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您当时才31岁，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纪；今天那些教授资格论文写作者的平均年龄是40岁。汉堡大学给了您在刑法、刑诉法、法哲学专业上的授课资格，在法哲学这里我想加一句：您在1962年写的《对目的行为论的批判》一文中，通过法律理论基本假设强力批判了目的主义。批判的重要出发点是以下核心信念：刑法不允许与本体的既有事实进行连接。对于这一核心信念，即使是“战后几年自然法复兴”结束后的“波恩共和国”之中，以及直至今日仍从那里继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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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义要素的人那里，也不再有人真正提出质疑。您在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机能的、目的理性的刑法体系，不是以本体的既有事实为导向，而是以特定的刑法的——也就是刑事政策的标准作为导向。对于刑法教义学，您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解决了本体论论证的问题。那么法哲学家Roxin又是如何？您认为法的本体论论证的问题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么，或者它还是一个无可避免的“骚扰”着您的问题？
答：我的法律圣经一直都是《基本法》，它在我学习法学之间就进入了我的生命。人的尊严、人格的自由展开、平等原则、言论自由和其他法治国的基础，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是公理，我虽然知道它们的哲学背景，但是我一直认为，它不再需要我再在法哲学上进行耕耘。
此外，我也研究过现代刑法的哲学与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启蒙法哲学家如贝卡利亚与霍梅尔，康德与黑格尔，新康德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以及Welzel的客观逻辑结构。我在哥廷根的时候，也主持过关于刑法启蒙与黑格尔法哲学的研讨课。
这所有的一切没有出现在法哲学的出版物中，但是在我的刑法学作品中得以凝结。我将犯罪理解为法益侵害——这在我的新版教科书中重点强调——建立在启蒙的社会损害理论。我坚定支持罪责原则，是理想主义的思想财富。我引发了巨大共鸣的客观归责理论，如同我概念展开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最终也是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当然，我从来没有加入哪个特定学派，而是总是尝试走自己的路（译者注：自学成才，无门无派，独孤求败）。
（译者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Roxin与Jakobs之间的重大差别。Roxin将宪法视为圣经，认为没有必要再去耕耘宪法背后的哲学原理，宪法才是刑法研究的最重要来源，因此他不专门研究法哲学，但同时也将受到的哲学启发凝聚到刑法理论当中；而Jakobs的真爱是法哲学，非常重视哲学上的探究，追求刑法在哲学上的体系性，因此他认为Roxin属于“论题学派”，是以通过特设论据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换言之，在哲学性、体系性上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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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能否再问一个关于法哲学基础的问题？当人们问您哪位法哲学家对您的思想特别重要时，您会提到谁？
答：除了前面提过的那些，就是我在慕尼黑的同事ArthurKaufmann，我自与他商谈他的教授资格论文时起就与他建立了联系。
问：让我们再回到您的人生履历上来。关于刑法改革方面，1954年至1959年大刑法委员会公布了所谓“1962年草案”，这是新刑法典的草案。这是在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刑法领头人物的参与下所产生的。1964年，您得到了哥廷根大学的教席，刑法教师会议在您的家乡汉堡举行。我们今天看到，在这次会议中出现了联邦共和国刑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Winfried
Hassemer写道：“我从未经历过那种两个阵营（与世代）之间的鲜明区分。”您是否也这么觉得，您能否说说对那次会议的印象，到底发生了什么？
答：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您所提到的“1962年草案”。许多老一辈同行参与了这个草案的起草工作，而几位年轻的教授在会议上就这一草案与他们发生了争辩。我的任务是，谈一谈该草案中关于错误的规定。我进行了很生动地批评，而Welzel在我演讲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份他所撰写的反击批评的打字稿，完全没了解我的论述。这之后，在一场可能违背议程的协同报告中发生了生动的争论，结束时流传着这样的决议：显著比例的刑法教师因我的论述而团结在了一起（译者注：初出茅庐的Roxin一战成名，逆袭曾经的偶像Welzel，够励志吧）。
后来，我们当时的主席Engisch阻止了决议的作出，他的理由是，刑法教师大会对报告举行投票还没有形成习惯。这是一个明智的行为。因为公开争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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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对立，而这一对立并非不可调和的。Gallas，一位当时极有影响力的同行，也是“1962年草案”的起草者，在当天晚上邀请我去红酒馆，和兴奋地谈了一晚上；Welzel在之后的岁月里也与我有着很好的关系。（译者注：所以说当领导的还是要情商高，如果当时把矛盾公开化，可能会造成双方进一步死磕，不利于化解矛盾、达成共识）
问：就在那一年，一个年轻刑法人的队伍被组建起来了，其中包括关键人物Claus Roxin，这个队伍公布了从那时起直至今日的“选择草案”，对德国的刑事立法与学术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1969年的《第一次刑法改革法》与《第二次刑法改革法》重新调整了源自1871年的《帝国刑法典》总则部分，明显体现了年轻学者们的“选择草案”的影响。这一共同结果是怎么达成的，在巴特洪堡会议上有没有一个指导精神？
答：对“选择草案”所做的工作，是前面提过的1963年萨尔布吕肯刑法教师会议的谈话与1964年汉堡会议关于“1962年草案”的争论的结果。根据我的记忆，正式建立工作组，是根据PeterNoll的动议；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性草案”，14位编写者自始至终都在。一开始的几年，我们的会议还不在巴特洪堡，而是不断换着地方。
问：您在《整体刑法学杂志》第81期（1969年）所发表的文章《弗朗茨?李斯特与“选择草案”的刑事政策理念》，在这里新的方向显而易见。为什么您要提到李斯特，换句话问：为什么您要将改革的思考与历史的角度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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