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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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向度上说,“红”“绿”之争及其对话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是西方左翼政治理论家和学者的重大主题之一,结果是,“绿色左翼”或“红绿”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红色”(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革命)政治,也不同于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区域或“公社”自治)的“深绿色”政治的新政治。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这位前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政治理论家,不仅亲身参与了西部德国绿党(Die Grünen)和东部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创建——晚年还领导了一个德国萨克森州政府支持的洪堡大学“国际生态村社区”(LebensGut)试验项目,而且从理论上致力于“红”与“绿”运动的政治融合。他的《社会主义与生存》(1980)、《从红到绿》(1984)、《创建真正的绿色运动》(1986)和《避免社会与生态灾难:世界转型政治》(1987)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作,其主旨是如何在实现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前苏联东欧模式的旧政治的同时,创建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在他看来,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终归是不可持续的,因而,支持并推动工业文明的解体是一种必须做出的政治抉择。 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影响了“红绿政治”论争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不仅详细阐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正义)与“生态区域自治主义”(深生态学)之间在哲学理论基础和政治战略上的差别,而且明确提出生态运动的政治未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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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传统左翼运动(劳工运动)和新左翼运动(新社会运动)的联盟与整合。不仅如此,他关于“红绿之争”的理论分析以及“Red-Greens”和“Green-Greens”的概念性划分,虽然很容易造成“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之类的概念性误解(尤其是在中国的学术与政治语境下),但对于“红绿政治”概念的进一步拓展还是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进入21世纪后,尽管内部依然存在着诸多的派别及理论歧见,“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或思潮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较为明确涵指的概念:在哲学价值观上,它大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矛盾分析方法和充分尊重人类自身价值及其利益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认为生态环境难题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性弊端(同时在制度与政策层面上);在现实政治立场上,它坚持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与反对态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框架内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也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环境政策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保护实践持一种总体批评态度。因而,在笔者看来,“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或思潮可以大致概括为西方左翼政治人士在后现代背景下试图将左翼政治传统与生态主义思维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努力。具体地说,它应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自治市镇主义)、包容性民主理论、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左翼绿党政治理论、环境正义运动理论、生态公民权理论、激进绿色国家理论等众多的学术与政治支派,并与“深绿的”生态区域自治主义(生态无政府

主义)和“浅绿的”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资本主义)等其他环境政治理论相对立。 二、主要理论流派及其进展

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对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新进展的回顾与评述将集中于如下五个支派,即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和包容性民主理论,而在时间跨度上则集中在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即2006—2010年。

1.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虽然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容置疑的差别,并且现实中“北美学者领导生态马克思主义、欧洲学者引领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难否认的客观现象,但是,就“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基本内涵而言,我们的确难以将其作为两个独立的学术流派来看待。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在马克思看来,解决环境恶化难题和工人悲惨境遇的唯一出路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概念是与他对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来克服人类与自然分离的思考相联系的。‘要想摆脱人类的异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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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而这种目标只有在根除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实现。”如果对照戴维·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四要素组合”的经典性界定: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对引起生态危机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社会变革走冲突与集体行动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未来处方与绿色社会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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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只在于,“生态马克思

主义”更加侧重马克思及其他经典学者相关著述的理论来源及其方法论意义,而“生态社会主义”更加强调一种未来绿色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战略。因此,像维基百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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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也统称之为“生态社

会主义”,并将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来对待。

“生态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绿色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学”,从政治理论层面上说包括两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生态环境问题性质及其成因的理论分析,二是构建或走向一种新型绿色社会的道路与战略。就前者而言,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一种由社会弱势阶级或群体来承担恶果或代价的社会问题,而导致其产生和不断加重的根本原因则是主宰现代社会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后者而言,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未来绿色社会的基本特征应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市场体系)与政治体现(自由民主制)的消除,而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社会政治变革的道路与途径既不能仅是单纯文化价值意义上的,也不能指望通过国家权力垄断或政治专制。基于此,尽管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与政策主张方面的争论,生态社会主义既批评主流绿色政治(绿党与温和环境运动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