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更新完毕开始阅读061800d2240c844769eaee7a
正是由于农民工的利益曲线是向上走的，他们对未来的发展也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过去5年来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和对未来的生活水平的期望，都比城市工人更积极。有72.3%的农民工认为过去5年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有62.7%的农民工认为未来的生活水平会有所上升，都比城市工人高出约10个百分点（见表15）。
五、结论和相关政策讨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其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工人，而其劳动时间多于城市工人；第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差别；第三，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工人，这种社会保障的差异，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以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有关；第四，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较低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消极的社会态度，反而呈现出预料之外的积极社会态度，这种状况的形成更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向上走的利益曲线，以及他们更容易把农民作为比较的参照体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具有社会政策含义的结论是：
第一，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渠道，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也就是应当主要通过加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来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地位，而不是仅仅依赖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
第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最大的非市场化差异或身份差异，集中在社会保障状况方面。户籍体制的改革如果不与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相联系，对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抓紧建立适合于农民工流动特点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不平等。
第三，应当促进和保护农民工的积极社会态度，把农民工作为新市民看待，取消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体制性障碍，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
最后，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完全靠农民进城生活来解决，新农村建设的最终归结点，是生活在乡村地区的绝大多数人主要不再依靠土地种植收益，也能过上城市水准的生活。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农民工，不仅因为最早进入真正的劳动力竞争市场而极大地
推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因为承担起中国工厂制造的主力军角色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真正从深层决定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可能不是经济决定逻辑，而是历史决定逻辑。
注释：
注1：此项调查按照严格的科学抽样方法，以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式。首先，采用城镇人口比例、居民年龄、教育程度、产业比例4大类指标7个变量，对东中西部的2797个区市县进行聚类分层，在划分好的37个层中，采用PPS 方法抽取130个区市县，在抽中的每一区市县中，采用PPS 方法抽取2个乡/镇/街道，共抽取了260个，在抽中的每一乡/镇/街道中，采用PPS 方法抽取2个村/居委会，共抽取520个，收集抽中村/居委会中所有居民个人或家庭的名单资料，共覆盖160余万人，近50万户居民。然后，在此抽样框中，采取PPS 方法抽样，最后抽中7100样本户，覆盖全国28个省市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可推断全国居民总体、分城乡居民人口总体、分东中西部居民人口总体。
注2：本文中农民工的界定是具有农业户籍身份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的工资收入者；城市工人指非农户籍身份的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的工资收入者。两者的职业主要包括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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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