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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的“英雄主义”
回顾烽火交织的中国近现代史，遍及着血肉的抗争，智慧与力量的交锋还有时势所造就的俊杰。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走过的路迂回曲折，有过失败，历经艰辛，但最终我们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雪洗国耻，摆脱了笼罩着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阴霾。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西安事变可谓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当时，日本在“大陆政策”导向下，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使中国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1931年9月18日夜，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然而面对日军公然的挑衅，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帅的蒋介石居然奉行不抵抗政策，更令人咋舌的是他甚至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直接导致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日本侵略者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抗击，但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同时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连续对工农红军进行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蒋介石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试图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但仍然
坚持要“剿灭”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
虽然蒋介石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但面对家仇国恨，国民党阵营内部还是出现了正义的声音。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其本身对于日军已是恨之入骨，但面对日军的侵略，国民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命张学良撤退转而去“剿共”，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之与弑父仇人，这令张学良十分痛心又很无奈。舆论给其扣上“亲日卖国贼”等的帽子以及来自“一二九”运动等的压力，张学良的内心百感交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不顾地方派系军队，这使张对国民政府的偏颇更加不满。当时中央减俸达20%，同时未给予兵力补以及阵亡将士抚恤。另一方面，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张学良在陕北的“剿共”任务失败，又损失第110师、第109师及其师长。中共方面熟稔其心理，重视宣传，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这一策略推动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进程。
事实上，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前，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抗日作战的意愿。其中1936年11月，张学良判断绥远抗战的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介石提出，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的建议，建议被蒋驳回，蒋介石坚持要他剿共。张学良后来以“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为理由要挟蒋介石，再次提出强烈的北上抗日的愿望，但再被蒋介石拒绝。此类的事件在西安事变之前，上演过很多次，但拳拳之心被抑制。其中的郁闷只有张学良自己才知道。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张学良
曾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虽然中间有过两广事件，张学良的内心有过动摇，但在与共产党深一步的接触过程中，张学良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中日民族矛盾仍然在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一场势不可挡的内部政变行动正在悄悄地接近。于是历史的帷幕缓缓地拉开了。1936年8月历经 “艳晚事件”，张学良电请蒋委员长亲往西安调处。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但又遭遇蒋的拒绝，两人大吵。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介石拒绝。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介石，再三请求蒋前往西安训话。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即调三十万中央军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遭蒋拒。12月9日，正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两人再次大吵。这一次争吵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张学良的内心防线击溃了，多次劝诫无果，张学良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关于西安事变如何妥善解决，各方立即开始了紧急商讨。最终中共遵循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派遣周恩来赴西安参与协商。
而国民政府方面决定加以讨伐，但考虑到避免冲突升级，暂停军事活动，由宋美龄等人赴西安协商相关事宜。利益面前，智慧与力量的交锋，最终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自作主张护送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12月26日，西安事变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回到南京。张学良被扣留。 有人十分不解张学良在最终为何冒险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难道是他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我想抵达南京后的后果，张学良本人应是最清楚不过。但他更清楚自己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同时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我想这一点是我个人最钦佩张的地方，直面现实，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所为。
对于西安事变，各方评价褒贬不一，但我始终认为它对于推动抗日进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关于这一点历史恰恰有力地证明了。如果没有张，杨俩人的勇气，而按蒋介石原计划所谓的“蓄势待发”，中华民族赢得独立的日子要延迟不知多久。我们应该庆幸在关键的时间点，有人挺身而出扭转了时局。这可能就是“时势造就英雄”吧。本文章中主要聚光在张学良身上，并不意味着另一位付出生命代价的英雄被遗忘，杨虎城同样为民族的骄傲。抛去利益冲突，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们身上闪耀着的为整个民族未来着想的“英雄主义”是值得我们歌颂的。
而这种精神不光是在那个战争年代熠熠生辉，对于现在同样值得传颂和学习。很多人会质疑“西安事变”这种以武力控制的形式是否恰当，我也思索过这样是否欠妥，但转念一想，它的出现也可能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是张学良，杨虎城发起的，一定也会由别人实施的吧。无论如何，他们对于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拳拳之心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他们的此举推动了民族的解放，加快了黑暗之后黎明的到来。为英雄而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