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本经济原因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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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政府经济困境与辛亥革命的迅速发展 1.列强中立外债无望

武昌起义爆发后,列强执行中立政策。美国国务院提出对华借款原则:“贷款应在中国内部各派别之间严格中立,因此应得到各个不同政治派别代表的支持,并且应安排某种监督措施,诸如设立一名外国董事,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并且,由于此类贷款主要为了保护共同利益,因此它们应面向所有与中国有重要关系的国家的国民,可以由本国或其它最有利益关系的国家首先倡议发起。”⑤1911年11月8日,四国银行团在巴黎东方汇理银行召开会议,作出决议:“银行团不在货币改革借款合同名义下提供更多贷款和支付款,直到中国有可信赖的政府。”⑥ 为打破财政困局,外务部、度支部转而向四国银行团之外的财团接洽借款,主要有勾堆借款、海军借款、陆军部借款、度支部借款等。但因局势发展,勾堆借款作废,海军借款搁置,陆军部、度支部只从日本洋行、德国洋行借到为数不多的款项⑦。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被英法等列强认为是唯一能够稳定局面的人,但也不能得到款项,他为筹款忙得焦头烂额。《申报》云: “袁世凯现仍竭力运动借款,且求某公使暂借四万两以应急需,某公使尚未允。”⑧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认为,“严重的经济拮据使这位总理大臣陷于窘境”⑨。

清政府中央层面的借款事宜没有结果,同时地方举债也没有多少收获。为筹集军费,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山东巡抚、东三省总督、两江总督等多个督抚提出举债要求被批准,但由于列强中立政策均无果而终。

2.国库枯竭内款难筹

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表明了政府通过振兴实业、改革财政挽救经济危机的失败,外贷无门又使清政府经济雪上加霜。国库枯竭,清政府急忙在国内筹集各种款项。筹集内款主要是让各省财源接济和动用内帑。地方省份当中历来南方富庶,而南方多个省份独立,清

政府只有指望东三省、山东、河南等北方省份。但北方诸省在武昌起义后扩兵筹防,已经自身难保,所以对内阁、度支部频频发来的求款电文不但难以从命,相反还向中央请款寻求支持。河南巡抚电致内阁、度支部:“豫省同一艰窘,现款尤无从搜集,刻正多

方措画,俟有成数,即行解京。”①河南承载对湖北、陕西用兵的后方重任,实在“艰窘”,遂开了个空头支票。新疆巡抚袁大化不但无法挪款解京,而且力陈窘境,请求拨款至新疆:“新省有地无民,向恃各省协饷赖资全活。今值陕邑路阻,饷源断绝,屡次奏请接济五十万金,以支目前,迄未见到,其穷困可想而知。现虽各处搜罗挪借,以顾饷需,究难持久。东南糜烂,恃西北为根据,新省再有疏虞,大局愈难收拾。河南协饷减实三十六万,河东道协饷四十八万,新省应摊多半,现因路阻难解。请先就近提部酌拨若干,汇新为 叩。”②

为缓解紧张形势,清政府不得不动用内帑。内帑非寻常款项,但在国库枯竭,借款无着的情况下,10月20日,隆裕皇太后主动颁发内帑20万两以赈济湖北灾民。10月29日,又拨内帑充当军费,上谕称:“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湖北用兵,需要浩繁,著搬出宫中内帑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发交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钦此。”③皇太后之举诚然能笼络人心激励士气,但对于全国战事只是杯水车薪。督抚大臣也希望得到内帑。天津陈夔龙电奏:“津地重要市面,银根奇紧,请拨借内帑银一百万两。”对此政府无能为力,只是闪烁其词,“此次武汉军事已承蒙皇太后颁发巨帑,此项现金虽是支给饷需,而一经发出,即可流通市面,未敢再行渎请”④。至1912年1月,内阁总理大臣署度支大臣片奏: “库空如洗,军饷无著,诚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等语,著照所请。”⑤国库枯竭由此可见一斑。

协款很少,内帑有限。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窘况:“宫中存款已尽出,约九

百万两,可支至十二月初旬耳。”⑥为应对时局,清政府饬令亲贵捐款:“将存放私有财产尽力购置国债,并著度支部妥定归还章程,毋令丝毫亏损。”“该王公等分属懿亲,与国家同休戚,所当懔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纡难之忠,想该王公等具有天良,深明大义,定能竭诚报效。”⑦但效果并不理想,《郑孝胥日记》写到:“亲贵私蓄两千九百万,皆不肯借作国债,惟庆邸出十万而已。”⑧

政府财政吃紧,甚至不能维持正常运作,12月11日在北京的法国驻华公使斐格记载了责任内阁的情况:“由于缺乏经费,各部人员都跑光了,部里空空如也。只有外务部、内务部和军事部门还在坚持有组织的工作。”⑨

3.兵饷两缺导致各地军事哗变

兵饷两缺导致各地军事哗变是辛亥革命之火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以往学者以革命史观为视角,多强调同盟派的政治攻势和新军中的反满因素,但以经济学、军事学为视角,可清晰看出兵饷两缺是主要因素。

1901年新政开始,政府下令各省裁汰原有旧军编练新军,但旧军的安置、新军的装备和人才培养都需要相当的款项和技术,而新政以来财力拮据,军费短缺,除北洋军编练较为成功外,其他各地进行缓慢。如1911年1月,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奏:“滇省军饷无著,用款亏短甚巨,请饬度支部于财力较裕之省关改拨常年的饷六十万两,并电催各省将欠解银两尽数归解。”瑏瑠1911年春季,各地灾荒连连,民变增加,但政府却减少了军政费用继续裁军,此事引起地方督抚不满。浙江巡抚增韫奏:“当此时艰孔急,未能扩张兵备以策进行,奚可缩减军储自甘退步?”瑏瑡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上半年敷定黑龙江军政发出经费计巡防营一项,发减饷银二十二万五千余两,并注明宣统三年起,按照现存之数裁去四成等语。窃维江省数千里,现有兵数合新军防营并计,仅乃四千余人,不惟不足以言国防,亦恐难以制内匪,拟请俯念边疆重要暂免裁汰防营,以资保卫。”瑏瑢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仓促应对,迅速起用已“开缺回籍”的旧臣袁世凯,但军费成为重要难题。10月14日清廷颁诏,“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著办剿抚事宜”瑏

。10月16日袁世凯正式向清廷表示自己应诏的态度,提出了“军事

八条”,其中先拨饷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10月17日袁世凯在给盛宣怀的信函中言:“径、宥两电感悉,鄂变尽变,库款全失,赤手空拳,用何剿抚?”又说:“用兵如赌,资厚可赢,本微必输。”①清政府迟迟不能议决,直到27日清廷一连发出四道上谕,全面答应了前几天不肯答应的各条。而此时,湖南、陕西已于10月22日宣布独立。

陕西独立后,陕甘总督长庚急忙向清政府请求拨款。上谕:“电寄长庚。据电奏陕西朔日省城兵变城陷,旗营受害尤惨,各官下落不明,省报数日不通,亟应派队赴援。惟现有防营均驻扎各要地。现已分饬调拨,一面迅募得力兵勇星夜赴陕,并添募防营捍卫地方。但甘省以协饷为命脉,现值陕西城陷,东道不通,协款无着,甘库如洗,募兵购械,需款浩繁,请饬度支部迅拨一百万两等语。”②上谕度支部速议具奏,但度支部寻议:“应俟息借洋款交到后由臣部酌量匀拨,以资接济。至甘省协饷已分电严催迅速筹解从之。”③事实上,洋款难以借到,协饷也是空话。主要协饷之省山东是捍卫京津要地、河南已为北军南下的大后方。陕西又和山西通气,实施“南呼北应”战略,10月29日,山西太原起义宣布独立,震动京师。陕西给山西的信函云:“满政府饷溃兵单,不推自倒……本政府汉帜高悬,同舟共济,对于此事,应作如何行动,亟宜早定大计。”④

湖北、湖南、陕西局势失控均因为清政府不能迅速解决兵饷问题,安徽、江苏、贵州、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官员要求极力增加防营以维持时局。皖抚朱家宝电奏:“皖省增募防营,因无饷不能招。邻氛甚恶,大局危急,江南协款又不能如部议照拨。请饬部另筹现银五十万两从速汇

皖。”⑤两江总督张人骏电奏:“宁省息借洋款,各国洋商因鄂事未定,意存观望,惟有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