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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分析
——以兴县牛友兰为例
历史系0701班 李雅静
指导教师：李常生
[摘 要]开明士绅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势力的代表群体，在
抗日战争过程中与中共有着紧密的合作，并且为抗战的胜利、边区的建设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们在抗战前与初期虽为民族救亡付出许多，对中共的态度却不是很积极；随着频繁接触而加深了解，双方才有了较紧密的合作；而在抗战后期，双方都出现了懈怠，而开明士绅的态度也陷入了消极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他们态度的变化也是有因可循的，本文就试图以兴县开明士绅牛友兰为例对其变化原因作一探寻，以期能为今日发展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寻到一丝启示。
[关键词] 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开明士绅；牛友兰
开明士绅（亦称开明绅士）这一历史群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属于中间势力的一部分。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开明士绅是地主阶级的左翼，有着抗战时期的时代性。其构成有两个部分：一是在乡地主集团中开明的中小地主，我们称之为普通开明士绅；一是曾在晚清、北洋时代及南京国民政府中任过教职或官职的退职人员，在当地或其周边地区有名声，我们称之为著名开明士绅。
活跃于晋西北根据地兴县的开明士绅牛友兰同大部分普通开明士绅一样，在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救济和抗日军事斗争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开明士绅作为中间派，“中间派的态度是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发生分化”①。无论是开明士绅自身的认识，还是国共双方对其的态度、政策，都会影响到其与国共双方的亲疏远近。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观望期、积极期、消极期三个阶段，本文将以牛友兰为例分三部分对这三个阶段的态度进行分析，对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的变化原因作一探索。
一、观望期的开明士绅与中共的互动 （一）牛友兰维护进步，积极发展教育事业
1885年出生于山西吕梁山区兴县的牛友兰排行第五，幼时在本村温家私塾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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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里嵋山书院读书，21岁考中秀才，1906年赴京考入京师大学堂，成为第一代北大学子，1909年因病辍学回家。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先是被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影响着，继而又潜心研读孙中山的著作，研读了同盟会主办的《民报》等进步刊物，牛友兰逐渐产生了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不满，认识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取豪夺，主要是中国自身的贫穷落后所致。而要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必须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改革社会，唤醒民众，扫除愚昧落后，提高国民素质。这些认知促使他对兴办新学、培养人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913年，他在兴县蔡家崖附近的北坡村创办了兴县第二高级小学，积极提倡白话文，用以取代“四书”“五经”。为了发展新学，扩大办学规模，使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他又在黄河岸边的黑峪口村办起了二高分校。1925年春，牛友兰鉴于本县高小毕业生越来越多，到太原求学路途遥远不便，又在县城东的寿圣寺办起兴县中学。从此，兴县历史上有了第一所初级中学，这也是晋西北历史上的第一所初级中学，她的建立是这一地区由旧学向新学过渡的重要标志，成为晋西北山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因教学质量高，除吸引来本县学生外，还把附近的岚县、苛县、保德、临县、方山，以及陕西的神木、府谷、葭县（即现佳县）等地的青年也都吸引到学校中来。1934年，牛友兰又兼任了由兴县城原嵋山书院改建的兴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
在创办学校的过程中，勤于学习的牛友兰不但阅读进步书籍，接受新鲜事物，还与许多名人有书信往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不断升华，维护进步的意志更加坚决，办好教育，帮助进步事业和人士，就成了他的追求。
大革命失败后，牛友兰领导兴县学界，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嫉恨。在国民党右翼势力排斥打击面前，他团结学校进步师生予以坚决反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牛友兰随同学生一起捣毁了国民党兴县县党部，并集会声援太原学生的爱国行动。为此，牛友兰和兴县一批师生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除党籍，从此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彻底决裂。1935年前后，阎锡山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兴县中学教师刘献珺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当局声言要逮捕他。牛友兰知道此事后，出面具保，才使刘老师脱离了危险。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学生给兴县中学生发来了通电和各种宣传品，号召兴县中学的学生起来响应。牛友兰、刘献珺及广大教师，大力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学校召开学生大会，宣传“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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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在会后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嘴脸。
1936年冬天，山西牺盟总会为宣传抗日，派村协助员来兴县搞宣传工作。牛友兰把全体学生集合起来，请牺盟总会同志来中学校园发表演讲，还支持他们组织学生排练节目，到街上宣传抗日救亡。1937年初，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只差半年就可以从清华大学毕业了，而他为了抗日救亡工作毅然放弃学业从北平回到山西。弄清情况后，牛友兰对儿子的决定非常赞赏，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37年五六月间，牛友兰积极支持余丕铎、米建书等人在兴县开展的牺盟会筹建工作。由于牛友兰的影响，他领导的兴县中学和城内高小学生中，许多人在抗战初期就参加了牺盟会、敢死队、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抗日团体。
（二）开明士绅观望中共的原因分析
牛友兰为晋西北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对民族觉悟和文化水准的提高以及革命精神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而且他不断帮助进步人士，支持抗日救亡，也对红军、共产党有好感。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并不积极，可以说是在观望。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地方士绅的一种本能。
在中国封建社会，士绅对于地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日常生活管理中担任众多职责，并一直“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①。特别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地方上的公共工程和福利事业，如修缮庙宇和桥梁、扶持学校和慈善事业等活动主要是由士绅来筹办。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但由于地方上军阀混战，而中央政府对地方管理鞭长莫及，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继承了热心地方事务的封建绅士“临难勿苟免”优良传统的开明士绅，对维持地方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开明士绅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都比较高，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情势下，他们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积极投身于抗战事业。开明士绅能够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参加抗战，卫护群众利益，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开明士绅作为中间派，因其阶级特征而具有动摇性、不稳定性，但其本质是爱国的，具有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所以开明士绅也拥有抗日的热情与积极性，这就使他们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可能。但在这一时期，一些士绅（包括在当地政界颇有影响、经济上有着雄厚实力的士绅）并不拥护中共政策。一方
①张仲礼.中国绅士[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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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与当时国民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割舍，所以经常与共产党的抗日政府保持距离。
而中共对开明士绅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最初将士绅列入豪绅地主作为打击对象发展到后来将其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对要求抗日的开明士绅几乎没有认识，而一概称其为“豪绅地主”作为打击对象。1935年《八一宣言》将统一战线扩大为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民族大联合，这样就有可能把抗日的地主士绅包含其内。但从总体上看，由于蒋介石的“围剿”政策并未改变，全面抗战还未爆发，中共政策虽在变化但尚未根本调整。
1935年10月，红军在陕北建立了新的立足点，使中共有条件改变其一些不适合新情况的政策。同月，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目前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提高了”，在抗日反蒋的斗争中，“甚至连国民党中上级军官、中委、政客及银行家，及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也参加进来，我们“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①为团结士绅阶层做了准备。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更多地转到抗日方面来，而且地主买办营垒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分化为主张投降的亲日派和一定程度上倾向抗日的英美派。针对这种变化的时局，中共中央在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②同月颁布《关于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某种斗争是错误的”③。规定“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的权利。④富农政策的转变，预示着中共已明确把赞同抗日的地主士绅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畴内。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加深，士绅阶层出于爱国热情、民族大义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及中共领导的
①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63-564,586. ②④张闻天.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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