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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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和媒体的不断涌现,广播媒体似乎越来越局限和萎缩。但正是由于传统的权威地位,它在正常通讯中断的及时性、无线和广泛的覆盖性,以及手机收听广播的便携性,广播在这次突发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广播媒体的发展,我们是否可以从这次危机传播中得到启示:找准媒体的特征和定位,任何传播渠道都有自己特定的存在价值。

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边缘化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地震造成的身体缺陷难以再从事原来的工作,作为被劳动力市场排斥在外地经济边缘化问题;灾后住址的迁移导致的关系网断裂及新的生活环境的不适应,甚至包括亲人的不幸而产生的社会边缘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无法满足这部分群体的需求而存在的边缘化风险等等。

三、危机产生的原因和特性

在人类历史上, 公共危机的出现是难于计数的, 而且危机的形态和方式也各有不同; 同样,在不同的时期、地域发生的公共危机,其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使我们在研究公共危机中信息传播“失衡”问题时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在这里, 我们主要以近年来中国发生的种种公共危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存在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从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来看, 公共危机中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 从信息源上看, 信息传播系统内部因素可能导致信息传播“失衡”现象。正常情况下, 当公共危机发生时,社会公共的信息传播系统必然产生相应的“条件反射”, 这种社会公共信息传播系统一般是以大众传播系统的方式出现。但是, 我们却常常发现, 当公共危机发生时, 大众传播系统在某种外力的干预下出现集体“沉默”或者“失语”现象,与此同时, 人际传播系统、群体传播系统的信息传播功能突然“爆发”,导致了信息在不同的传播系统中的“失衡”。

其次, 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 在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同时间阶段和空间领域也可能出现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我们先从时间层面看,大部分学者认为, 公共危机发生的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危机前, 危机中, 危机后。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 信息传播的强度和信息量的大小可能不一样, 这本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从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危机来看, 这种不平衡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其主要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早期, 信息传播被某些相关部门有意地压制, 而一旦危机充分爆发,相关部门却对信息的传播无法正常引导, 从而导致信息传播严重“失衡”。

再次, 从受众层面看, 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之间也常常出现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显然, 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公共危机,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群体, 比如政府官员、商界名流、高级知识分子等等, 更容易得到有关危机的各种信息。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 比如边远落后地区的人群, 或者普通的农民、工人等,都处于一种信息相对缺乏的状态中。这种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 也很容易导致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或者产生新的社会危机

四、政府在化解危机中的作用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行为及政府人员的总体评价,良好的政府形象对优化政府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优良的政府行为又是有效政府能力的保障。可以说,政府形象是一种的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在日常生活中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这笔无形资源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形象反映的政府信誉、威信是一种精神资源,能激励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信誉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一种良好印象和评价,是政府服务于民,取信于民而树立良好形象的表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政府信誉的树立,能够促进政府的勤政建设,促使政府系统改进作风,提高政府造福于社会、谋利于人民的能力。政府信誉增强政府组织的内聚力与外张力,政府信誉反映了广大政府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必然对政府系统内的全部成员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激发出士气高昂、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激励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其次,政府形象决定的政府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是一种能力资源,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形象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政策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政府凝聚力是指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这种凝聚力可以使公众与政府情感容易沟通,关系容易协调,问题容易得到解决,进而能创造出一个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政府权威合法性基础。政府号召力,即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能力。因此,政府形象是政府在推行政策、实现既定目标可资利用的能力资源,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它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公共危机。

五、危机传播中政府形象建设

(一)通过信息公开塑造政府诚信形象

信息公开是保证人民群众在知情前提下实现民主权利的需要。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知情权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危机来临时,由于危机不确定性影响已大大超乎事件的本身,对社会运作体系、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威胁,一般公众很难对危机做出全面的分析,大多都会倾向于将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归结到管理部门。公开实情并采取有效行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人们有权利要求获得及时的、真实的信息。因此建立公众沟通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就是完备的信息沟通和管理机制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及时解释和公开相关的准确信息将会有利于危机事件向好的方面转化,公众在了解真相后会更多地表现出宽容和理解,这对危机的控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进程中,如果不提高危机信息的透明度,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危机发生时,市民对政府信心指数的增减,主要与政府的危机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密切相关,宣传报道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也是决定因素之一。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危急事件,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各种谣言、小道消息就会趁虚而入,扰乱人心,只能造成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定时向社会发布危机信息,积极引导舆论,让民众远离谣言,克服恐惧心理,减少不安定因素,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陛互动,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信息的及时公布和公开,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公众的知情权得到满足,激发战胜危机的信心。敢于公开危机信息,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能力和信心的具体体现。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塑造诚信形象。

(二)通过指挥和组织处理危机来塑造政府服务形象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上,政府必须建立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管理系统,将部门协调行动制度化以及建立统一协调机构,以保障各个部门及各级领导者能在第一时间对危机做出判断,迅速反应,政令畅通,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各部门协调配合,确保我们在各种危机面前转危为安。危机管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潜在伤害,控制危机局面,尽最大可能保护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

建立一个完善的危机处理系统,确保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建立预警机制和危机识别体系, 及时收集各种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辨别,对危机的后果事先加以估计和准备,有效察觉潜伏的危机,敏锐地洞见危机中隐藏的机遇,为危机处理赢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