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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动词作状语问题研究 一、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对现代汉语动词作状语的语义结构、句法功能以及内部关系进行全面考察，兼及动词作状语的语义类别、语义指向、句法功能、以及搭配规律，并阐述状语动词的功能变化，这对划分动词的词类、明晰动词作状语的语法作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且通过对动词作状语这一语言事实的确定，可以更有利地归纳句型，并且对现代汉语动词连用结构的进一步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应用意义
首先，动词作为现代汉语中一个庞大的词类系统，也是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动词的连用问题涉及到讲解的方方面面，动词连用可以构成不同的结构，如：并列式、连动式、动补式、动宾式等，而对动词作状语结构的明确可以有效区分与其他结构的不同，消除歧义，对语文教学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其次，汉语的词类和句法功能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会有很多留学生不理解两个或多个动词连用的句子成分划分问题，而对动词作状语这一语言事实加以明确后，可以让学生迅速掌握分析技巧，有利于其语言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并且通过对该形式的分析和考察，可以找出一些组合规律，这样可以对教材的编写方面也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计算机语言应用和中文信息处理都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这是一种必将的趋势，但是在运行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动词连用的识别问题，截止到目前，人们尚未找寻到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我们希望通过对现代汉语动词作状语问题的探求可以为信息处理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对计算机语言的发展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前人研究成果
汉语作为一种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与印欧语不同。它词形虽然单一，但句法功能十分多元。同一词类可以充当的句法成分很多，如主、谓、宾、定、状、补等，这是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动词可以分为很多类，而两个动词连用也能组成很多种不同的结构，如：并列、动宾、动补、连动和偏正等。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出现了动词作状语这一现象，虽然动词作状语并不是动词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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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语法现象。研究者通过对理论的深化、对考察角度进行了多样性的分析，对现代汉语动词作状语问题的研究已经获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
（一）对动词作状语的质疑和肯定
最早提出“动词作状语”一说的是胡竹安（1957），他认为直接作状语的动词很少，大多数需要用“地”字连接状语和中心语；汪惠迪（1957，1958）和洪心衡（1963）分析动词作状语的现象。他们认为动词作状语是毫无疑问的，但一般需要助词“地”的帮助。但是这一语法现象的提出并没有及时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直到唐吉辰（1982）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上发表了一篇《连动式和动词作动词的状语的区别》的文章，“动词状语说”得到了合理化和公开化的对待，而动词作状语的问题才逐渐被列入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唐提出了一个不被前人重视的又很有研究价值的语法问题，虽然他当时的论断有很多不妥之处；随后肖伟良（1983）把作状语的动词的范围扩大到心理活动动词和动作行为动词；而到了曾祥明（1984），同是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也发表了一篇《对“动词状语说”之我见》，他完全否定了唐的观点，把所有的动词作状语情况都归入连动式的范畴之内；而后，江天（1987）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中针对唐、曾的观点写了《也谈连动式和动词作状语的问题》，他客观地评价动词能否作状语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几人的观点虽然对“动词作状语”一说的认识有不足之处，但为对后来该问题引起的关注和研究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动词作状语的形式考察
王政红（1989）发表《动词作动词的修饰语研究》，文中把动词作状语分为三类，单个动词直接修饰动词、单个动词带“de”修饰动词、联合的两个动词带“de”修饰动词，并且对动词修饰动词的结构特征、词汇特征和语义关系都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郑崇仁（1991）在肯定动词能作状语的基础上，对作状语的动词进行分类，他认为状语后可以有“地”和“着”两类；而后邢福义（1991）提出状语动词和中心语动词之间应有“地”，并且把状语动词分类为有度差意识性心理动词和无度差意识性心理动词两类；孙德金（1997）首次把动词作状语与连动式、并列式、动宾式、动补式进行全面区分，通过对动词词表的研究为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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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状语的形式、数量以及语义特点进行了充分说明，提出现代汉语中至少有3%的动词有作状语的功能的详尽阐释，为动词作状语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事实依据。高增霞（2004）从语法化角度对动词作状语的现象进行了考察，她认为一些动词作状语的现象是连动式的语法化而成的，并且还会进一步向复合词的方向发展下去。
（三）动词作状语与其他结构的区分
动词连用也能组成很多种不同的结构，如：并列、动宾、动补、连动和状中等，而其中以动词作状语与连动式的区别较难，而这其中又以两个动词之间有“着”的更难区分。唐吉辰（1982）提出“动词作状语”说的同时，认为“躺着休息”这样的句式为动词作状语而非连动式；郑崇仁（1991）提出充当状语的动词性词组以“着”为形态标志，如“他倚着大树睡了一觉”、“他笑着说”；邵敬敏先生主编《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中提出“联合公布”、“躺着看书”、“笑着说”属于偏正词组。
相反，赵元任（1979）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把“骑着马找马”、“张着嘴大笑”这类动词连用的情况归入连动式，他认为这表示的是连动式的方式意义；曾祥明（1984）很极端地把所有的动词作状语都归入连动式，否定动词作状语语法现象的存在；丁声树（1999）认为动词加“着”是连动式表示方式含有两种动作同时进行的意思，如“拍着手笑”、“吃着谈”等等。
（四）状语动词与中心语动词的语义角度分析
孙德金（1997）《现代汉语动词做状语》一文中归纳出前后动词之间的四种关系：方式+动作、状态+动作、过程+动作、时间+动作这几种关系从语义角度诠释了作状语的动词与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朴世晶（2005）在《连动式和动词作状语的差异和联系》一文中也指出作状语的动词和谓语动词之间是修饰和被修饰的状中关系，修饰的动词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状态或情态。同时，孙德金认为做状语的动词在结构上自然同谓语动词发生关系，起修饰的作用，是同一结构体的两个直接成分，但在语义上做状语的动词则不一定与谓语动词有直接的关系。朴世晶的观点则与孙德金不同，朴认为动词作状语的语义中心在后一个动词上，主在后、次在前。 三、前人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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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动词作状语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但现代汉语动词作状语问题在语法学界一直存有分歧，无法统一看法，并且除了一些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部分论述，以及一些语法书中稍有相应的解释之外，对这个问题既详尽又有效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这其中更有不少的观点仍有待考察，因此，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对该语法现象的研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种：
（一）动词作状语与连动式的界定一直很不清晰，二者极易混淆。前人更多的是从语义方面对二者进行界定，但是对动词作状语的动词特征、各种结构类型的动词连用时的标记界限描述的并不充分。如：已有的对动词作状语和连动式的形式上的研究多着眼于是否加助词“地”或者“着”，却没有更多地分析哪一类动词后加“地”或“着”作状语，哪一类不需要加助词。即对作修饰语的动词分类并不明确。
如：我还记得当初如饥似渴地抢读新文化书刊……（引自孙德金论文）
我们厂的生产正滚动发展。（引自孙德金论文）
“如饥似渴地抢读”和“滚动发展”这样的两个动词相互组合，他定性为动词作状语。那么作为修饰语的动词与谓语动词之间是否需要有形式上的标记？如果需要，那么这个标记是什么？如果不需要，那么哪一类动词需要有标记？不需要标记的动词又是哪一类？除了已研究出的一些标记词之外，还有什么词可以作为动词作状语的标记？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地探究和分析。
（二）前人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V1V2”、“ V1地V2”，如孙德金，他明确指出“他提着篮子走进来”这种类型的动词连用情况不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而这种“ V1着V2”形式的语法现象却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因此我们应该把这种动词连用情况列入我们的考察范围，研究出它的语义指向、句法功能问题、动词的搭配规律等问题。
（三）两个动作或者是伴随关系、或者是因果关系等等，既然语言结构的事实是如此，那么怎样称呼都没有关系，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不明确动作的先后顺序，学生将很难分出到底先说哪个动作，基于学生学习的需要，我们应该从教学的角度对动词作状语的形式进行分类，调查出学生对该问题理解的总体情况，找出偏误的类型，最后提出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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