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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稳定价格，必须首先减缓货币的增长，然后要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防止货币的过度增长。
3.作为货币调整的标准，美联储应该每年制定和宣布限定货币量年增长目标的范围。这就要求美联储拥有比较客观而科学的统计手段和资源。
4要改变过去美联储通过利率的变化来影响银行货币发放的单一方式；增加美联储提供银行准备金这一手段，从而保证银行的货币发行在美联储要求的范围之内。
这种建设性的发现，纠正了里根以前的美国政府对于通胀的两种偏见：一种是认为通货膨胀的产生是对其他目标比如就业率的过分强调；另一种是经济不稳定是因为以前过分强调利率的作用，管理者经常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整利率，却忽视了货币政策本身的重要性。
对于这两点偏见的纠正，也许就是里根任期最重要的经济管理学发现。
那这种新货币政策为什么在1981年没有能够成功呢？关键是里根在前期的经济政策的中心是减税和削减开支，希望刺激投资和储蓄的增长来弥补通胀和赤字方面的损失，而且里根班子在任期之初就言之确确：他们是来扭转历时50年的一种趋势，而不是来控制一场危机的，他们希望实行的是一场长期政策—— 刺激生产率的提高。为此里根对货币政策做出了干预，敦促美联储在1981年3月实行有选择性的信贷管制，使得货币的供应剧减，从而引发了一场短暂的经济衰退。这也宣告了里根所谓的长期的根本性改革理想的破灭。
里根决定强化货币政策在政府中的地位，因为他也深刻地明白稳定的政治气候对于他的总统职位的重要性，而这一切首先依赖于稳定的通货。于是80年代的货币又有了重要的含义，里根政府认为必须把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也意味着控制通货膨胀是实现其他目标的首要条件：1.控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如果同其他目标发生冲突，那么其他目标必须服从这个目标；2.货币政策必须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这两条建议可能是当今最通俗的货币常识，可是在当时还是存在很大的争议，这应该是里根的另一大成就——虽然这一结论不是他得出的。由此而引出的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要专心瞄准名义目标——价格水平及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而不要瞄准实际目标——如就业、失业、产量等。这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相悖的，因为，我们本身并没有指望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也行不通，只希望借此能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物价环境以及它本身孕育的积极预期。
其实里根也没有指望稳定的货币政策就能带来经济复苏。里根虽然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门外汉，但是就里根个人的领导风格而言，值得称赞的是：里根首先是个现实主义者，里根的执政经验就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保持了一种不断地重新估价的平衡，也正是这种平衡把他带向了不断成功。里根在对他的幕僚建议的“平衡过程”之中形成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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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当然这里也融合了他的“节衣缩食”主义：更加强调抑制通货膨胀，较少通过扩张手段实现充分就业，更多地促进经济增长和较少进行工业部门间生产的再分配，更多地使用货币政策和较少地使用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更多地依靠市场和较少地依赖政府管制。在这里面主要就是否定了凯恩斯的财政主义和财政主义的货币政策，主张保守主义的货币原则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刺激思想。里根的新经济政策预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保守主义经济学在对抗之外的一种存在方式。
里根在以后任期内的经济措施就是围绕在这种共识而展开的。最鲜明的标志是1982年的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TEFRA），显示了里根决定抑制物价的决心。[18]通胀率从1980年的12.4%下降到1982年的3.9%。降低税率和扩大税基相结合，以一个“统一税制”取代精细的、逐级累进的税率结构，税收实行指数化，用“取消免税”增加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税率取代高边际税率，重建折旧规则和改进资本配置效率。同时，里根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他根深蒂固的“节衣缩食“主义，他掀起了一场以削减开支为主要内容的规制改革，尽管这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他的确使航空、货运、铁路、保险、银行等方面放松了限制——1984年取消了实行了40年的航空规则，对“自然垄断”的铁路规则的改革，当时最有名的是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重组判决的生效，实施了鼓励电信业竞争的规制改革。但是这种改革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完成的——詹姆斯·米勒就是他的规制事务办公室的主任。这种行政行为带来了未来效果的不确定性。同时，里根的金融规制改革，导致的金融自由化和促进风险资金大肆发展增加了金融的风险。里根的开支“瘦身计划”在实在找不到“浪费”后，拿食品券和就业培训开刀，并加大享受福利补助的限制，但是这种小幅度的削减并不能填补国防开支膨胀的缺口——里根的国防开支被称为“军事凯恩斯”——里根政府的国防预算由1980年占GDP的1.9%提高到了1982年的2.7%。
里根实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引起了高利率和美元的高汇价，[19]在1983至1985年间，使得2，500亿美元流入美国，弥补了政府的赤字。[20]经济在1982年开始了回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4%，1984年的增长率为6.8%，到了1987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经济增长了54个月，高于战后前八个经济周期45个月的平均长度；同时失业率从1982年的9.6%，降为1986年的7%，到1986年的7月，美国的就业人口增加900万；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货膨胀也从1982年的13%，下降到了1983年的3.8%,1984年的3.8%，1985年的4%，1986年的3%。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23%上升到了1986年的25.2%。可见，美国经济暂时摆脱了滞胀现象，保持了低通胀下的中速发展。
对于里根的这些经济成就数据，国内外经济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虽然我们国内的主流学者如杨鲁军认为这是里根得力经济政策的明证，但是，美国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比如萨缪尔森、赫伯特·斯坦就认为这主要是美国经济从1978～1982周期性衰退后的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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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升。我认为杨鲁军所依据的是大量的名义类的数据，这类数据本身只能显示经济冷热，而不能反映美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赫伯特·斯坦认为里根的总统政策的混乱，以及对通胀、赤字的无视、减税政策的不可知性充分暴露里根政策“滑稽”所在。他只对里根后来的货币政策存在少许赞同。这也有偏颇之处，里根经济政策的成功正是源于1981～1982年美国经济在里根的供应学派理论和通货紧缩政策共同作用之下跌入谷底，从而能够充分挤出经济中的泡沫，比如股票和地产下挫40%，也使得政府能够比较容易地去除虚高的工资和物价。经济的泡沫成分用常规的方法是很难去除的——因为人们在积极的预期下根本不知道经济中的泡沫究竟有多大，同时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也不可能去除经济中的泡沫。事实上，里根上台伊始的经济政策也不是为了去给美国的经济减肥，而是想让美国的经济长得更胖一些，比如他出台的一些刺激投资的政策，但是由于他们政策本身的失败而达到了减肥的效果。减肥之后的美国经济有了一个比较快的平稳成长期，这里面里根的经济政策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1. 稳妥的货币政策，前面已经提过。
2. 减税的刺激，里根的减税究竟有多大的效果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数字显示减税后私人储蓄和投资并没有明显的增长——但却促进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壮大。
3. 庞大的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控制后形成的高利率信贷环境。此外政府说服日本的金融界增加了对美国财政的资金支持也刺激了美国的高汇率环境的形成，这种双高的局面致使大量的外资进入美国，特别是日本、德国，弥补了美国国内资金投入的不足。
4. 自由竞争的环境：里根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限制国内的垄断力量，特别是对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放开了经营限制，促进了美国新兴产业的兴起。
从这些，看得出里根的经济政策是对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甚至[21]萨伊定律的现实地综合。这些因素使得美国的经济能够在两三年内就热了起来，但是后来在1990年的衰退证明了里根的政策只是温和的修正主义，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革命。
四、里根的“赤字政策”和全球化
（一） 、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从尼克松到里根，经济政策从苍白无力到起死回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的推进。美国战后十年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低通胀、高就业，一方面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得益于战后欧洲、亚洲几乎破产的经济对美国的依赖，还有依赖于布雷登体系使得美元所具有的优势。此外美国生产力处于一个没有竞争的状态。这种优势引来了美国经济最大的辉煌。由于美国的这种机会的唯一性，以及美国对凯恩斯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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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从，使得人们对经济的增长失去了一个平衡的心态——人们偏执地认为：有效的经济政策一定能够使得经济保持长时间地快速增长。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思维定势。
在60年代中期，日本、德国工业水平的恢复和增长就已经预示了美国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只不过由于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差异，没有与美国直接形成正面的竞争以及美元的强势政策扭曲地维持美国经济的增长。也正是布雷登体系的这种保护作用使得人们没有能及时看到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生产率、利率的不利影响，从而延缓了生产手段的淘汰、放松了成本的控制——包括对工资增长的控制。
这种情形一直坚持到了1973年尼克松放弃了布雷登森林体系。但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美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美、德、日三国制造部门在生产能力上的过剩这一问题，更让经济学家担忧的是美国产品过高的成本。日本和德国相对廉价的产品，给美国带来的是更高的赤字和更高的失业率，使得美国的制造业盈利能力继续下滑，增资更为困难，生产率在长时间内得不到可以预见的提高，而这种局面的改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滞
[22]
胀问题在这种外力的作用之下显得更让人头痛。从而，使美国国内产生一种无奈的情绪，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赫赫有名的“301条款”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里根时期。
尼克松放弃布雷登森林体系也有一方面的主动意愿，就是通过美元的贬值来提高日本和德国工业品的价格，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缩小美国制造业部门在盈利能力上与日本、德国存在的差距。里根采取了上面说到的措施——通过减税提高生产率，并控制工资的增长，促使美元贬值来保证美国制造业商品的获利水平，使得美国的制造业的盈利水平在日、德面前显示出了少有的优势——这个时期日、德制造业也遇到了盈利能力下降的问题。[23]但是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得里根总统减税努力被大大的抵消了——到1991年，亚洲（不包括日本）在全球商品出口总额中占13.1%，比美国（11.7%）、德国（12.7%）、日本（8.5%）都要高。因此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形势仍很严峻。
当初，美国津津乐道的全球化，如今却成了美国制造业的苦恼。战后的世界市场就像是一块蛋糕——全球性的开放市场，它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美国经济、欧洲经济、日本经济、亚洲新兴经济、南美经济等等。在50～60年代，美国的那一部分快速的膨胀起来，它的比重几近整块蛋糕的50%，战争使得它的生产力一枝独秀，因此他处在了一种没有竞争的状态，当时世界的供需平衡是由美国控制的，他可以转嫁其国内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60～70年代，日本和欧洲的那两部分快速的膨胀了起来，并且他们的速度大大快于美国的速度，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得多，因此他们的产品比美国的更有竞争力，美国就不得不迎接欧日的挑战；在80～90年代原来欧日的角色变成了亚洲的新兴国家——亚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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