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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更替与思想的坐标

陈春文

身处当代的人,往往觉得历史是远去的身影,以为只是研究对象,对仍簇拥着我们敦请我们做出种种回应的事实浑然不觉,历史仍在推动我们创造历史,我们不仅见证着历史,而且在创造历史,我们就在历史中,就身处历史内在命运的转折中。把物属性化为物理并工业化规模提取物理功能的希腊哲学已完成世界历史的合拢,世界历史已将整个地球当作自己的舞台,已经没有什么仍是非进化历史的,但一经完成了历史的世界化,此一历史的自我演化的动力也就枯竭了。我们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必须是什么,将要是什么,这些原本在种种伟大的可能性中生成的伟大尺度的问题,现在全都变成从结论倒推的事项,整个20世纪既是西方文明纵向开拓辉煌的终曲,也是世界历史转入横向的技术摆置的序曲。

从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提出作用量子概念、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至今一个多世纪,这一个多世纪,不仅宇宙图景改变最巨,而且地球表面的人类世界也在经受多重事件的巨大变故,世界大战,种族屠杀,殖民与被殖民的抗争,国际秩序的一再调整,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克隆人与智能世界,不断加快的代际更替,自然环境愈加可感的变化,僵持不下的全球气候谈判??可以说,自公元纪年以来,这个世纪是人类成就感最感辉煌的世纪,也是人类在自身认知上最感眩晕的世纪,而且可以预感,在加速度的运行中,还会经受更大程度的眩晕与困惑。

当代世界,并不是哪个国家的当代世界,也不是哪个民族的当代世界,无法在民族史和国家史中理解到它,它是世界历史的当代世界,以世界历史的大坐标来观察当代世界,既是思想的大解放,也是理解当代世界种种现实的最低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从出生、幼年、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生命自我完成的时间轨迹和展开的个体节奏,就是他的历史,这种个人所属的历史是他的自然史,在科学上也被界定为动物学、生物学属性的历史,也是理解人性的基础成分。但人除了自然史,还有文化属性的历史,那就是人自我认知、自我建构的历史,历史学所涉猎的就是这种文化属性的历史,并构筑了地质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的历史叙事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前、之后和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人的这种文化属性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化史,文化史事实上就是人类探索、构筑赖以栖居的家园的历史 ,人的种群自觉向类靠拢的过程,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不断形成的过程。这种历史构图还常截取两个根本要素:一个是进化论要素,猿向人转变(60万

年前)的直立人的出现,以此来交待人得以出现的自然条件;另一个是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条件,以此来标志人作为一个种类脱离自然进程,转入文化进程,在这种文化进程中,在旧石器后期、新石器前期(公元前15000年左右)已使用语言,可被现在解读的文化(埃及文字)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如1815年商博良等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脉络),中国的象形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人的历史起于把人的自然进程翻译成人的文化进程,此进程或回忆,或象征,或推断,或杜撰,或制造,是神人共体的世界构图。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源头,创造或杜撰了不同的世界图像,当然也创造了不同的生死观,前生来世观,创造了拟人的神或拟神的人。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并不是中断人的自然属性的历史,而是或出于对自然属性的无知,或为增加对自然属性的掌控,使人的生存世界不断增加其可控性和可预期性。随着认知坐标的愈加清晰和认知可靠性的增加,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感日加强盛,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但是,人的历史的文化属性的时代已经过去。自地理大发现和麦哲伦环海航行起,人类就转入世界史的共同宇宙观、世界观和共生共荣的命运,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各文化史不同的源头)就已经被世界史的构图能力所支配,它们分别沦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之世界观的配置要素,各自历史的独立解释权不同程度地被剥夺了,失语了。这些文化属性的历史并不能独自发现和解释自己的源头,而必须用世界史的眼光才能发现和解释自己文化属性的历史源头的意义,如中国的敦煌莫高窟,古埃及的罗塞达碑,伊文思在发掘诺萨斯古城时还原了爱琴文化,玛雅古祭司台的发现与解读等。中国也用世界史的眼光和格局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再建构(文化史、文学史、历史、哲学史、科技史等),甚至出现了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发等古怪的伪命题。

世界史是近代主体世界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断扩展的结果,它的不断扩张不仅干扰并中断了其他文化各自的历史(如古巴比伦的,古埃及的,古印度的,古中国的),而且对自身的历史也不断地再建构(如重构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艺术和神学等),使它们统统成为世界历史的构件和原料,使世界历史更能世界历史地构图世界、统治世界。

世界历史之世界,虽然完成于近代欧洲,但它的本质规定是希腊的,我们至今所问的问题仍是希腊的,而且提问的方式也仍是希腊的。所谓希腊的,就是哲学的,所谓哲学的,就是物理地界定出物理世界和解释出更加物理的世界,即不断抽出物理属性和功能为人所用的思想方式,直至声光电的世界,直至与人相关的世界的彻底的功能化,功能的价值化,价值的可计算,可提出,可转让,可生产,可操作。世界历史是基于希腊哲学的构造史,黑格尔

说,整个西方的现实史和思想史都是一部打开的物理-后物理,也就是按照希腊哲学的样式一页一页地打开的。

希腊的思想世界是泛神论的世界,万物出自神的世界,太阳有太阳神,海有海神,月亮有月亮神,爱有爱神,美有美神,正义有正义神,万物神在先,由神而来,所有可感不可感的物都是神层层外化的结果,从公元前2000年直至公元前800年荷马史诗时代的结束,希腊的泛神论思想无所不能覆设。在随后的悲剧阶段,由神向外推展世界和由人向神追溯世界开始僵持不下,直到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完成物理-后物理的哲学体系,人开始独自规定世界,规定物的属性,探索物在性质上的关联,定义物的概念,因此,西方人始终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上不朽的人,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直到近现代对新的学术领域的命名仍要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的卓越贡献在于,自他以后,西方人要么不能思想,要思想就要按照他阐释出来的思想道路来思想,要思想就要哲学地思想,哲学地设问世界、假设世界。

在希腊之后的希腊化时期,虽然希腊人思想创造的高潮退去,但哲学的设定世界的方式把希伯莱的信仰世界接应了过来,这既造成了西方人恒久不衰的心灵与肉体的二元论,但同时也扩展了西方思想的张力和精神生活的强度,人们总是充分强调“黑暗的中世纪”宗教专业残酷与桎梏的一面,但却忽视了神学训练铸就思想精细的一面,没有这种思想精细和精密实验的持久训练,近代世界的开端——由实验支撑的实证哲学和实证科学同样是不可假设的,培根、伽利略、达·芬奇所开辟出来的近代思想道路就是不可设想的。

由希腊哲学而来的世界史,其获得世界史统治地位的转折点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近代世界。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都反复提到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麦哲伦的全球航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些典型事件,每个事件都造成了巨大的思想解放,由希腊哲学而来的西方世界的边界都实现了跳跃式的扩展。由此,整个地球才在人类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彼此相关的世界,世界史才真正开始,历史的文化属性、种族属性、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和语言属性才开始逐步消失,甚至连我们提到的世界、历史、文化、种族、民族、国家、语言这些概念本身就是由希腊哲学而来的世界史的概念,这些概念就在表明此一世界史的统治力量,更不用说现代法律、现代国家、现代制度、现代经济、现代科学、现代技术对世界史不断扩展其统治力量的更深层次的支撑了。仅凭一个世界史中现代国家的概念,就把整个的原有统治秩序冲得七零八落,依经纬线和自然地貌来划分国界,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广泛的冲击和至今不能愈合的伤痛,不仅颠覆了中国文化属性历史有效自循环的朝代政治,也给整个亚洲和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带来了自组织秩序的严重混乱,甚至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这些名

字也是这种世界史强势命名的结果。

虽说宗教改革、全球航行和发现新大陆的每个事件都是思想解放的重大事件,但这些重大事件并不是自足的,它们是更大思想解放的某一层面的结果。最根本的思想解放,一切思想解放的最根本的解放,是1543年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一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坐标,通过这一坐标的转换,原本一切基于天岸大地的宗教假设被连根拔起,一切无限黑夜的蒙昧学说被扫荡一空,大地变成了地球,地球变成太空中普通的行星球体。这一坐标转换让地球上的一切都变得透明了,从此,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去魅进程开始了。世俗的革命接踵而至,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有思想的革命,狂飚运动,康德、黑格尔“颠倒了的革命”,主权国家调整导致的种种战争和革命。在所有这些革命中,最致命的革命就是集中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中的革命。这个我是开启人类中心主义的我,这个思是拷问世界提取世界功能的思,后面的那个我是有用性的我,这个在是可在可不在的在,漂移的在,在功能需求中随处安置的在。这个命题意味着,文化属性的历史中断了,传统的传续变成了历史的构造,神属的人变成了人属的神,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大意志将变得更加强大,滚雪球一样倍加强大,这是一个抱负雄伟又十分嚣张的命题,不仅要割断传统,而且要干预自然法则,让自然痛,要为自然立法(康德),对其予取予夺。

如果说希腊哲学的本质就是把物属性化的话,那么近代哲学着力点则是工业化的规模提取物的属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就是用思维为我所用地提取存在的最高属性,使存在成为可转介、可移动、可制作的功能物。在此基础上,康德的为自然立法更是图穷匕露,要让整个自然法则变成可干预、可修正的东西,整体变成人类中心主义的附庸。康德之后,近现代几乎所有富有创造气息的科学家、哲学家,没有哪个人没有读过康德,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是近现代知识大工厂的总设计师。在这个已经被世界史所支配的知识大工厂的运转中,不仅对欧洲本土社会各阶层进行更配置,而且对全球各文化属性的历史进行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再配置。中国的瓷器、丝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成为此一配置的元素,印度的香料,波斯的地毯,亚洲、美洲、澳洲的生物多样性,非洲的黑奴等等,全都成为世界史配置的原料或元素。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成为垄断历史话语的潮流,即所谓世界潮流,此一潮流浩浩荡荡,摧枯拉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之者,如俄国、日本、北美,则顺之而起;逆之者或犹豫不决者,如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则在自己的近现代史上留下太多的坎坷和苦难。

从成就方面说,世界史的创造者和加之者当然是欧洲,所有哲学的创造,科学的创造,技术的创造,艺术的创造,政治制度的创造,经济模式的创造,乃至战争形式的创造都是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