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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问题；也是检验三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能否相融的问题。实践证明：三校合并组建的中南大学走上了“创一流”的快车道：使中南大学的招生规模、科技经费收入、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均居全国高校前10名，综合实力评价居全国高校前20名，在2001年“985”工程立项中，又率领中南大学跻入全国32所之列，在2002年“211工程”二期建设拨款中中南大学获得拨款数在全国高校中居第11位；在2002年全国重点学科评选中，中南大学获得全国重点学科数17个，在全国高校中居第14位；在教育部科技委近5年评选的“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中南大学有5项成果入选，仅次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并列第2位；更具影响力的是创立了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中南大学科技创新模式——学科性公司制创新组织；里程碑式的成就是中南大学于2004年步入中央直管高校行列。 为什么1+1+1＞3？
这是因为合并是三校自我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在合并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校名问题。对于主导合并的学校来说，往往强调要自己的校名，对于被合并的学校来说，希望改用新校名。主导学校强调要自己的校名的真实意图是想在合并的过程中占主导的地位；被合并的学校要求改用新校名的真实意图是想在合并的过程中占住有利的地位。而原中南工业大学、原湖南医科大学、原长沙铁道学院在合并后的校名问题上，由于原中南工业大学的校领导高瞻远瞩，本来早就向教育部门打了报告：要将中南工业大学改为中南大学，教育部同意了原中南工业大学的报告。原中南工业大学的校领导不是急于改校名，而是为谋求更大的发展留下更大的空间。这为原中南工业大学、原湖南医科大学、原长沙铁道学院合并后很快融合创造了第一个有利条件。在合并过程中提出“强强联合”为三校合并后的融合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三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有共通之处：首先，都有一种奋发向上、勇创一流的精神；其次，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南、北”佳话，即“南湘雅、北协和”、“南有陈国达，北有李四光”、“南有候振挺、北有陈景润”、“南有曾钊新、北有罗国杰”等；第三，都认可“中南”是自身发展的品牌。所有这些，为三校合并尽快融合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这是1＋1＋1＞3的奥密。 二．湖南大学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及其形成过程
湖南大学的办学理念就是办传统大学，办规范化大学，强调综合性和人文性。湖南大学的办学目标是“湖南的最高学府”或“湖南的标志性综合性大学”、国立（办）或国内一流。在历史上有两个湖南大学：一个是由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与多个学校于1926年合并而成至1953年的湖南大学；另一个是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湖南工学院于1959年复名至今的湖南大学。这两个湖南大学的共同点是同根、由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路科发展起来的，都是创“湖南”的牌子、都引入“岳麓书院”品牌。其不同点是1926年合并而成至1953年的湖南大学是先按大学规范要求，基本上一步到位而成；1959年复名至今的湖南大学是先有大学之名而后按大学规范，逐步补充完善。 1 .1926－1953的湖南大学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及其形成过程
1926—1953年的湖南大学，从传承的角度看，综合性和人文性的办学理念是从1913年，杨昌济在《湖南教育》杂志上撰文，提出创办湖南大学的初步设想开始的。他的功绩在于提出了创办湖南大学的初步设想：“欲令湖南之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明德高等商业学校、法政学校、医学校等组成湖南大学。”阐述了创办湖南大学的重要性及其具体办法。由于他和他的继传者经过13年的努力，湖南大学于1926年2月1日宣告成立。但是，由于自1926年2月至1953年10月的27年间，校长前后更替14人之多,其中任职一年以内的7人｛李待琛：1926.2-7，雷铸寰：1926.8-1927.4，刘天铎：1927.4-1928.3，杨卓新（代）：1930.8-1931.3，李毓尧：1943.9-1944.8，易鼎新：1949.7-12，朱凡（代）：1953.4-10｝，任职两年以内的4人｛任凯南：1928.4-1929.7，胡元??：1929.7-1930.8，曹典球（兼）：1931.3-1932.10，黄士衡：1936.1-1937.6｝，任职3年以上的2 人（皮宗石：1937.8-1940.7，李达：1949.12-1952.12），任职10年以上的1人（胡庶华：1932.10-1936.1、1940.11-1943.8、1945.3-1949.7）。由于大多数校长任期短暂，许多校长就职时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因此，大多数校长也就谈不上对湖南大学的办学理念形成的贡献。对湖南大学的办学理念形成作出了贡献的校长是：
一是曹典球（1877-1960），字籽谷。号猛庵。长沙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1906-1908年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教席、副监督、监督。任内，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升格，开办高、中两等矿、路本科，又创办应化、机械两科，聘请名师及外籍教师任教，建造物理实验室、化学分析室、制图室、仪器、药品贮藏室等楼房两栋，耗银3万两。后又筹措省平银1.5万两，采购仪器、设备、药品；还购进发电机、选矿机。自此，湖南学校始有实验设备。又从停办的铜元厂借得部分厂房作实习工场，而始有模型房、翻砂厂、化铁炉、锻工房、钳工房等。当时，学部评论：“中国自北洋大学而外，工程学科未有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之完善者。”曹典球实为湖南高等工业教育的奠基人。1917年，他又组织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合办湘雅医院和医学专业。
二是胡庶华（1886-1968），号春藻。攸县人。湖南游学预备班专科及京师译学馆德文班学生。1911年任教于湖南高师，次年官费留德，获冶金工程师学位。回国后，历任湖南工专教授兼事务主任，武昌大学教授兼总务长、代校长，汉阳兵工厂厂长，同济大学校长，重庆大学校长，西北联合大学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在任湖南大学校长期间，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办学方针。1932-1936年时间，提出“不求量的发展，但求质的提高”的办学方针。以岳麓书院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和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八字为校训，并对之作了新的解释。他还亲自设计校徽，撰写校歌。校歌中提出继承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重的主张。在其任期内，图书馆落成，科学馆奠基，改进了材料、电机、水力、选矿等实验室和发电厂。但省款有限，欲求学校发展，困难殊多，因此，他向教育部正
式提出改为国立的要求。抗日时期，他提出“于艰苦中谋恢复，于安定中求团结”的办学方针，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侧重发展国家和本省所迫切需要的矿冶、土本、电机和经济等学科。同时，大力提倡与工矿企业进行协作和学术交流，交换科技情报，聘请厂矿企业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来校讲学，派出学生到企业观摩实习。为了满足战时本地区的需要，并提供教学实习场地，他和教授们筹办了湘华铁厂等。抗日胜利后，他率领师生员工复员长沙，在废墟上新建了图书馆、工程馆、科学馆加层和三栋学生宿舍、几栋教授宿舍。在教学上延聘各派学者兼及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等来校讲学。他一生尽瘁教育，曾七任大学校长，共培养出近3万名大学生，不少成为知名学者和专家。1948年，湖南大学已发展成为文、法、理、工、商5学院，20系，1研究所，3专修科的综合大学，有正副教授200人，学生2000余人。这是他的重大贡献。
三是李达。他的主要贡献首先是解决了并入4校后的房荒及教授待遇问题。他任湖南大学校长期间，国立师范学院、省立克强学院、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私立民国大学并入湖南大学后，校舍紧张及教授待遇低的问题很突出。这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他利用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机会，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后来教育部长潘梓年、中南区副主席邓子恢答应解决湖大的经费问题，湖大教员待遇可与武汉大学同等。他还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主席王首道写信，表达同样要求。湖南省委对湖大的困难很重视，陆续拨款给湖大兴建了一批校舍。工程馆左翼的三层教室（即北楼），可容2000人的大礼堂，可容800人的图书阅览室、学生宿舍六舍、七舍及印刷厂、合作社、疗养室等建筑陆续竣工投入使用。教授待遇经过几次调整也基本达到武汉大学标准。其次是提倡学术研究。他认为提高学术水平，对办好湖大至关重要。他要求“要把提倡新学术的风气作为校风”。他提出创办社会、自然和工程科学研究所，出版学术刊物，要求各院系与各学科研究机构，尽量争取与工矿部门和厂矿企业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组织专题研究。
以上这些，对岳麓山下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仪器、设备、房子和精神财富——学术风气，为这些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1958年复名后的湖南大学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及其形成过程
1958年复名后的湖南大学是在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是1953年由中南区的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的土木系、建筑系以及中南区的华南工学院和西南区的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的铁道系组成。根据中南区教育部调配原则，各校土木系专业教师绝大部分调入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基础课师资基本上由湖南大学调配，南昌大学和广西大学调补一部分。职工基本上由湖南大学调配，各校调入一部分，以南昌大学较多。各校土木系的图书、设备全部调入，并从湖南大学调配部分机电教学设备、理化设备以及一般图书。建院初期，根据7校原有科系，适当加以调整。分设营造建筑（房屋工程）系、铁道建筑（工程）系、桥梁与隧道（工程）系、汽车干路与城市道路（工程）系共4系。湖南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在创办湖南大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历史总是那样惊人的相似。20世纪上半叶，在岳麓书院的院址上，调整和由其演变而来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成为1926年组建的湖南大学最直接的前身。湖南大学由此开始了从一所工科大学发展壮大、逐步走向综合的历史进程，并因师资力量较强且教学质量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而跻身国立大学之列。20世纪下半叶，湖南大学由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单科性的工科大学——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在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的基础上成立的湖南工学院，成为1959年复名的湖南大学最直接的前身。从此，湖南大学又回到它的起点——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路科，在这个路科的基础上，按照“大学”的规范要求，按照“综合性和人文性的办学理念逐步补充完善湖南大学。又经过将近50年的奋斗，成功地实现了新一轮走向综合、成为国立——教育部直属、“985”工程大学的办学目标。虽然历史的轨迹是如此的相似，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1959年复名后的湖南大学，在历史循环递进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恢复了1926年组建而成的湖南大学的办学格局，而是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目前，湖南大学是一所理、工、文、经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向国内一流迈进。这是全体湖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几十年奋斗的结果，更是历届领导善于谋划、努力实施、坚持不懈的结果。其中，复名后的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朱凡、第四任校长成文山、第六任校长俞汝勤的贡献更为突出。
朱凡的功绩在于：一是坚持以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湖南工学院为湖南大学建校基础的方案，使教育部原以湖南师范学院作基础来办湖南大学的计划搁置；为解决新恢复的湖南大学校舍问题，通过省委决定，将湖南师范学院从湖南大学原址迁往岳麓山二里半，要求湖南师范学院为支援湖南大学恢复，赠送图书7470册、动植物标本5914件。二是调配和培训师资。1958年夏，国家从全国各著名高校中分配给湖大98名大学毕业生，他本人，并派戴彦、涂西畴等到各大学认真挑选。这批毕业生到校后，将他们分别派到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进修提高。从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中挑选85名分别送到北京大学等高校寄读。同时，还从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二、三年级成绩优秀学生中挑选63名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进修有关专业。三是把湖南大学列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属重点大学。1958年在我国历史上称“大跃进”时代，在湖南大学的发展历史上，也的确如此。同年5月，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由城市建设部下放给湖南省领导，6月5日在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的基础上成立湖南工学院，1959年7月18日，湖南大学正式复名。四年以后，又把湖南大学列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属重点大学。这样的速度是需要智慧和能力的。所有这些为复名后的湖南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成文山的功绩在于：一是及时抓注了在1980年代湖南省省级领导大换班、一批老湖南大学的地下党员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一良机，
向湖南省委提出组建湖南综合性大学的设想，建议湖南省以湖南大学为中心建设综合性大学，得到了省有关领导的支持。从此，一个综合性的湖南大学兰图在湖南大学的领导层形成。他建议，在办好传统专业的基础上，全校应尽快扩展到15 个系35个专业。这一办学指导思想后来一直推动着湖南大学的日常工作，并逐步得到贯彻实施。二是引入“岳麓书院”品牌，提升湖南大学品位。他在任期间于1986年校庆之时，曾印制过一本简述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办学历史的小册子，那便是湖南大学校史的最初蓝本，反响较好。他离任后仍念念不忘岳麓书院，在1993年成立湖南大学人文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时，他自告奋勇任院长。“岳麓书院”的品牌和千年学府的宣传，使湖南大学的社会声誉大大提高，吸引了广大中学生报考湖南大学和中央领导参观湖南大学。三是制定《“七五”规划纲要》。它提出了学校的办学目标，明确规定了办学层次和规模，成为全校工作的指南和依据，为后任者提供了湖南大学发展的蓝本。
俞汝勤的功绩在于：一是在他的任期内，湖南大学获准国家“211工程”立项，并作了大量的铺垫，为继任者创造了与中南大学同时进入“985”工程和试办研究生院的历史。二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岳麓书院。例如，1989年6月，在访美学术报告会上，他首先便放出了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的幻灯片，介绍湖南大学的千年校庆纪念活动，宣传中国高等教育的悠久历史，使那些出席报告会的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肃然起敬。又如，1994年至1995年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里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这些国际学术会议的主会场安排在纪念“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岳麓书院文庙大成殿举行，目的是为了营造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会场环境和气氛。使许多卓有成就的外国专家学者身临其境，心中不禁对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产生敬意。三是要求和鼓励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将学术论文拿到国际一流的杂志上发表，以占据中国人在学术论坛上应有的位置。他还给理科博士研究生定下规矩：必须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篇后，才能准予答辩。由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他的任期内，SCI论文及其引用频次翻了两翻。发表SCI论文，从每年20来篇到每年80来篇，引用频次从每年28篇/47次到每年108篇/220次。从而取得了在“2006年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中第698名、在“2006年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大陆大学中第21名的好成绩。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三）
——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科学研究的差异、形成过程及其成就 1．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科学研究的差异
在整体和自然科学研究评价上，中南大学比湖南大学要优的实质是中南大学的科学研究整体水平比湖南大学要高。其标志是中南矿冶学院比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比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比湖南大学获国家级三大奖多：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表彰的科技成果中南矿冶学院是22项，湖南大学是10项；1979－1996年中南工业大学获国家级三大奖39项，湖南大学是11项；1997－1999年中南工业大学获国家级三大奖5项，湖南大学未获得；2000－2005年中南大学获国家级三大奖28项,湖南大学是5项。为了进行比较，还提供一组数据：科技活动人员数：1985年中南工业大学是2226人、湖南大学是1771人，1991年中南工业大学是1912人、湖南大学是1797人 ，1996年中南工业大学是1836人、湖南大学是2079人 ，1999年中南工业大学是1883人，湖南大学是1395人 ；专职教师：2005年中南大学是 2696 人 ，湖南大学是1851人 。也就是说，1999年以前，两校的科技活动人员数相当，而获国家级三大奖数相差甚远。2000年以后，湖南大学的专职教师是中南大学的2/3，而获国家级三大奖数不到中南大学的1/5。
一个事物的量反映出一个事物的质。一个大学获国家级三大奖的数量反映出一个大学的科学研究积累达到学科前沿的程度，反映出这个大学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所达到的高度。从获国家级三大奖的数量来考察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时，中南大学的科学研究已与“9所”处于同一档次。这是由于：一是中南大学的科学研究积累时间大大长于湖南大学的缘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中南大学的科学研究从上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了，快70年的历史了；而湖南大学的科学研究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探索，70年代普遍起步，80年代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作为学校一项中心工作之一是近20－30年的事。二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南矿冶学院有解放军的保护，科学研究照常进行；而湖南大学没有这个条件。三是“国家需要”的办学理念和奉献的价值观已渗透到中南矿冶学院每一个成员的血液中；而湖南大学是按综合性的办学理念行事。
2．中南大学科学研究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取得的成绩
中南大学从事科学研究的起始时间可追溯到其组成之一——中南工业大学——中南矿冶学院——老湖南大学工学院的矿冶系和矿冶研究所。早在1942年，老湖南大学的矿冶系就开展科学研究。这得益于老湖南大学任期最长的（1940.11－1949.7）校长胡庶华。他留学德国，获冶金工程师学位，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中国战时资源问题》、《钢铁工业》等。在他的任期期间，侧重发展国家和本省所迫切需要的矿冶、土本、电机和经济等学科；并从1942年起，成立矿冶研究所，专职从事科学研究，解决当时战争需要的金属材料。老湖南大学撤销时，工（程）学院矿冶系和矿冶研究所全体师生、所有仪器、设备整体搬迁至中南矿冶学院，这为中南矿冶学院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52年组建中南矿冶学院时，武汉大学的矿冶系和中山大学的地质系全体师生、所有仪器、设备整体调入中南矿冶学院。武汉大学的矿冶系是1938年因战争需要而成立的。这两个学校都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传统；而且从清华大学挑选一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冶
金博士任第一任院长。因此，中南矿冶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科学研究的国家队，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1956年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陈国达教授的“地洼学说”问世。1960年新材料研究室成立，开辟了国防用新材料研究领域。40多年来，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第一架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第一艏核潜艇下水，第一部捷变频雷达运转，……等战略武器和重点工程用新材料的需要作出了贡献。
1965年唐楠屏调离中南矿冶学院以后，正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和所有的学校都陷入极端混乱的局面，遭到空前的浩劫。但是，由于中南矿冶学院从事的科学研究是国防军工所需新材料的研制，受到国家的保护，政府派解放军值班保卫。因此，即使在1967年全国大串连和1968年师生下乡接受再教育期间，也没有停止，科技经费支出仍保一定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自1958年以来，学校选留了一批青年教师，大都处在“而立”之年。他们受到陈新民、唐楠屏两位院长办学理念的熏陶，又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大都憋着一股劲，很多人在解放军的保卫下“躲起来”，搜集资料进行科研前的准备。他们坚信施展才华的一天一定会到来。1971年，“两个估计”一出笼，广大师生就纷纷抵制。1972年，为了落实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加强科技工作和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学校恢复和加强了全院的科研管理体制。加强了领导、各系和教研室配备了一名副主任专管科研，一度处于停顿状态的地质、选矿、有色冶金研究室也恢复和健全起来，各专业教研室建立了相应的科技小组。排除各种干拢，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科研任务也不断增加。特别值得庆贺的是，此时期完善了一个找矿理论——地洼学说和一门课程——冶金物理化学；培养了一个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典型——粉末冶金；孕育着12项国家级成果和5名两院院士。12项国家级成果是：浮选剂结构理论；相图计算；振动出矿技术；双频道幅频仪；碳还原——高温烧结法；液压凿岩平行机构；钨——钼——银——镍粉末冶金触头；单辊驱动理论及技术；三叉戟飞机磨擦片；高温高真空自润滑轴承材料；分支串流工艺；金刚石地质岩心钻探技术等。5名两院院士是：王淀佐、何继善、古德生、钟掘、金展鹏。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组成中南大学的原中南工业大学、原湖南医科大学、原长沙铁道学院的科学研究开展得怎样？就科学研究来说，最能体现研究水平的是国家级奖励、长江学者成就奖、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1979－2000年期间，原中南工业大学、原湖南医科大学、原长沙铁道学院共获国家级奖78项，其中自然科学奖7项，发明奖19项，特等奖1项，一等奖11项，二等奖24项。获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1项，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3项。由此可见，原中南工业大学、原湖南医科大学、原长沙铁道学院开展科学研究的态势非常好。这些成果在国内不仅处于领先水平或先进水平，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甚至是领先的。例如，原中南工业大学就拥有3个国际上称谓的“长沙学派”。第一个就是陈国达院士于1956年创立与板块学说齐名的地洼学说。这一学说是自然科学史上的大事之一，美国博物馆有地洼学说的专门介绍。第二个就是王淀佐院士领衔的现代矿物加工科学研究群体，它的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矿物加工学科的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世界矿物加工学科的发展。王淀佐于1990年2月被选为美国工程院外藉院士就是这种影响的回报。第三个就是金展鹏院士发明的“三元扩散偶——电子探针微区成分法”——金氏相图测定法及其相图理论以及他领导的相图计算和材料设计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英国伯明翰大学、俄国莫斯科大学等相关学术群体齐名。原湖南医科大学早在1984年就由夏家辉教授牵头筹建“医学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1987年由卫生部和国家计委组织专家通过了论证，1989年拔款建设，1991年验收合格，正式向国内外开放，就标志着原湖南医科大学在这一领域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在夏家辉院士的领导下取得多项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其中，“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克隆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获1998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1998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类神经性高频性耳聋致病基因（GJB3）克隆”获首届（1998年）长江学者成就一等奖，“神经性高频性耳聋等遗传性疾病基因和遗传疾病家系的收集”获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原长沙铁道学院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出了个与陈景润齐名的候振挺。候振挺教授在“马尔可夫过程与受控马氏链研究”方面一直保持国际领先水平。候振挺教授提出的“Q过程唯一性准则”被国内外数学界誉为“候氏定理”，1978年，该成果获英国皇家学会戴维逊奖，他的“马尔可夫过程的唯一性构造与性质”获1982年自然科学奖。他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邹捷中的《P－函数振荡问题》研究成果获1986年戴维逊奖。1999年8月主办“马氏过程与受控马氏链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了国际概率论泰斗邓肯，数学大师渡边信三等一批知名数学家前来参加。
在这期间，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原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浓厚的科学研究氛围熏陶下，一个工科院校涌现了与伦理学界著名学者罗国杰齐名的曾??新。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伦理界流行的“北有罗国杰，南有曾钊新”。 曾??新创立的“中南牌”伦理学，把传统的伦理学向纵深推进了一步，其理论体系由四大板块组成：
一是“人性论”。曾??新提出了“人性是产生道德的第二原因或‘第二土壤’”的著名论断。
伦理学是道德哲学。传统的伦理学强调道德产生于经济生活之中，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产生道德的客观基础；曾??新另辟蹊径，研究了人性与道德的关系，认为人性是产生道德的第二原因或“第二土壤”。这就为伦理学向纵深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道德心理学”。曾??新在我国伦理学界，最早致力于道德心理学的专题研究，经过多年探索，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完整的道德心理学体系，建起了道德大厦的心理基地。这座道德大厦的心理基地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思维”、“道德意志”、“道德移情”、“道德模仿”、“道德判断”、“道德推论”、“道德接受”的心理模式。
三是“伦理社会学”。曾??新提出了“道德感染”、“道德知觉”、“道德迁移”、“时年道德”和“场合道德”诸多概念，构筑起道德实施的社会操作场。
对德性作心理分析是属于道德现象的微观研究，它的任务主要是揭示道德在个体身上萌发和被接受的奥秘。对德性作社会探索，是属于道德事实的宏观研究，它的任务着重于跟踪道德运行和延伸的轨迹。道德心理学和伦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是道德，是对同一对象进行不同角度探秘的记录。研究伦理社会学，就是要探索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操作程序，宗旨是让人在操作中塑造灵魂，使灵魂合于德性。其中的“时年道德”和“场合道德”是构筑伦理社会学的两个干细胞。“时年道德”揭示社会成员个体的社会化，形成社会道德深化的链条状；“场合道德”揭示社会成员互动、交流的和谐、文明机制，形成块状式的覆盖社会生活的道德“被服”。纵横结合，构筑社会道德大厦和道德网络。
伦理社会学由四大模块构成：第一模块是社会运行中的道德问题。这一模块研究社会控制、社会需要、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等的主要道德问题。第二模块是交往的道德问题。这一模块包括社会互动、社会交往、人际沟通等的道德问题。第三模块是人在社会中的道德问题。这一模块主要是指人的道德教育和人的道德接受的心理图式问题，包括少儿道德（德教发蒙）、青年道德（劳动前的道德准备）、中年道德（劳动中的道德训练）、老年道德（劳动后的道德延伸）等专题。第四模块是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这里讲的社会生活是指结伴生活、闲暇生活和家庭生活、性生活等。
四是负面文化论。论述道德应剔祛的种种丑恶现象。
扬善抑恶，是伦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道德价值的增值，既表现为善之净土的拓展，又对应于恶之疆域的萎缩。抑恶方能扬善。不剔祛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善的花蕾就会因种种“病虫害”的侵蚀不幸夭亡。有鉴于此，曾??新教授不仅探讨道德生活的“第一土壤”、“第二土壤”，而且着力于研究滋生恶的社会土壤：负面文化。他首先提出和论证了这一慨念：负面文化是与积极的、正确的、光亮的社会意识相抗衡和相否定的观念形态或精神现象，是社会经验的背向积累和腐蚀变异，是影响社会进步、健康与和谐的消极力量和病毒。 负面文化论包括《虚假论》、《罪恶论》、《丑陋论》、《失败论》、《错误论》、《衰落论》等。
负面文化的成因是与认识中的疏忽或偏离有关的。由于外界事物层次的复杂性和变化万端的动态性，因此，任何认识都难以穷尽事物的方方面面而作出全面的结论。加上事物的假象与真象并存，因而有时人又从假象中引申出与实物本质一致的结论，而没有从假象中去把握被它颠倒了的本质。人如果不以“求实”的精神去找到“实事”中的“是”，而发挥其想象的心理功能，就会导致认识与现实的疏远，拉开思想与真实的距离。所以，心理因素是负面文化得以形成的一个实际存在的原因。个人的品德是负面文化的关键性成因。人的品德一旦形成，就成为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定向器，就规定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