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第六章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更新完毕开始阅读16cf5d2eb4daa58da0114ae8
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该
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其次，公众必须至少
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
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
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过成功。
俄国。90年代以来的几年中，墨西哥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土耳其几十年
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俄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且与
墨西哥和土耳其共和国不同，它还是一种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土耳其或墨西哥成
功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西方文明的成员，这对于伊斯兰文明或拉美文明的影响可能会很
小或者比较有限。而如果俄国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东正教文明将不复存在。苏联的崩溃
又在俄国人中点燃了关于俄国与西方这一中心问题的争论。
俄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统
治时期（1689－1725年），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独自存在于西方之外，与西 欧社会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文明作为拜占庭文明的一个后代发展着，然后在两百年里，
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俄罗斯是处于蒙古的宗主权力之下。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
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
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
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
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然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
占庭传到俄罗斯的，因而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相当大的不同。俄罗斯文明是基辅
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 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 相似之处。
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其1697－1698年的欧洲之行中发现，俄罗斯不仅不同于欧洲，
而且与欧洲相比也很落后。他决心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为了使他的人民看起来
像欧洲人，他回到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掉贵族们的胡须，并禁止他们穿长袍。戴
尖顶帽。尽管彼得没有废除西里尔字母表，但确实对它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引进了西
方的单词和短语，然而，他将俄国军队的发展和现代化置于首位：创建了一支海军，引
进了征兵制，建立了国防工业，设立了技术学校，并派人到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了最
新的有关武器、轮船、造船、航海、管理体制及其他对于军事效率必不可少的知识。为
了进行这些革新，他大力改革和扩大了税收体制，而且在其统治的晚年，改组了政府结
构。彼得大帝决心使俄国不仅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他放弃了莫 斯科，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都城，并发动了对瑞典的“北方大战”，目的是使俄国在波
罗的海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确立自己在欧洲的存在。
然而，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彼得大帝还通过完善专制体制、消除
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来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俄国贵族的势力从
未强大过，彼得扩大了贵族的服役，建立了一个基于功劳而不是出生或社会地位的等级
体制，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贵族像农民一样地服兵役，形成了一种后来激怒屈斯
蒂纳侯爵的“卑躬屈膝的贵族制”。农奴的自主进一步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被更紧地束
缚于土地和主人。东正教会过去一直处于国家的广泛控制之下，这时则直接由沙皇任命
的宗教会议来改组和控制。沙皇还获得了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力，而不论流行的继承惯例
如何。由于这些变革，彼得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
方面又开创了专制体制，并为两者都树立了典范。列宁、斯大林，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
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 西方化和现代化，同时加强独裁权力。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俄国，主张民主化
者通常是主张西方化者，但主张西方化者却不是主张民主化者。俄国的历史教训在于中
央集权成为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合作者为他们
在反对公开性给经济自由化制造的障碍时未能认识到这个事实而感到痛惜。
彼得在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使欧洲成为俄国的一部分方面，更为成功。
与奥斯曼帝国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帝国逐渐被看作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和合
法的参与者。在国内，彼得的改革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社会仍然是混合的，除了一
小部分精英外，亚洲和拜占庭的方式、体制和信仰在俄国社会仍居主导地位，对此，欧
洲人和俄国人均这样认为。德·迈斯特注意到：“抓伤了一个俄国人，就是伤害了一个
鞑靼人。”彼得建立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都
为这个不幸的国家而痛惜，并在究竟是通过彻底欧洲化，还是通过消除欧洲的影响，恢
复俄罗斯的精粹来结束这种局面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恰达耶夫这样的主张 西方化者争辩道：“太阳是西方的太阳”，俄国人要用它来照明和改变其继承的制度；
而像丹尼列夫斯基一样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言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能听得到，他谴责欧
洲化的努力是“扭曲人们的生活，用陌生的外国形式来取代自己的形式”，“借用外国
的体制并将它们移植到俄国的土壤里”，“用一种外来的欧洲观点来看待俄国国内和国
外的关系以及俄国生活的问题，像过去一样，用适合于欧洲的折射镜来观察它们”。在 其后的俄国历史中，彼得成了主张西方化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反对者的撒旦，后者的极端
代表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他们谴责彼得为叛徒，并为布尔什维克放弃西方化。
向欧洲挑战以及重新迁都莫斯科而欢呼。
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创了俄国与西方关系的第三阶段，它与存在了两个世纪的含糊不
清的前一阶段大不相同。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但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名义
建立起政治经济制度。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化论者曾经争论，如果与西方相比俄国不落
后，那么俄国是否可能不同于西方；共产党人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俄国不同于西方
而且根本反对西方，因为它比西方更先进，它要在最终将席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
起领导作用，俄国体现的不是落后的亚洲的过去，而是进步的苏维埃的未来。事实上，
革命使俄国越过了西方，并使它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正如一位斯拉夫主义者所论证的，
不是因为“你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会变得像你们一样”，而是像共产国际的宣传所
言，因为“我们是不相同的，所以你们最终会变得像我们一样”。 然而，共产主义在使苏联领导人把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他们与西方建
立了强有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的观点的大
多数主要阐释者都是西欧人；到1910年，西欧社会的许多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工党
都信奉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在西欧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欧洲
左翼政党分裂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两者常常都是欧洲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在大部分西
方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视为未来的趋势，并以这
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拥护。因此，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和主
张西方化者之间关于俄国未来的争论，就被欧洲的左翼和右翼关于西方的未来，以及苏
联是否集中体现了这种未来的争论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力量加强了共产
主义在西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在那些正在反对西方的非西方文明国家中的
吸引力。在西方所支配的非西方社会中，想诱惑西方的精英们谈论著自决和民主；而那
些想对抗西方的精英们则发动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通过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运用它来向西方挑战，俄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上的
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
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共产主义
和苏联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一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西方希望并
认为，结果将会是自由民主在整个前苏联帝国的胜利。然而，那并不是注定的。到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