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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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止,自由民主在俄罗斯及其他东正教共和国的未来尚不明朗。此外,俄罗斯人不再

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

自由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重大

的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并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 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

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 在苏联时代,由于索尔仁尼琴之辈和萨哈罗夫之辈向共产主义学说提出了挑战,斯

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的斗争更然而止。随着共产主义学说的崩溃,关于俄罗斯的

真正认同的争论又热烈起来。俄罗斯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实践并试图成

为西方的一部分?抑或俄罗斯要体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东正教和欧亚

文明?它由于负有联接欧洲和亚洲的独一无二的使命,而与西方文明调异。在这些问题

上,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及一般公众之中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主张西方化者、

“世界主义者”或“大西洋主义者”。另一方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继承人,对他们人们有

各种称呼,如“民族主义者”、“欧亚主义者”或“强大国家的支持者。

这些群体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在对外政策上,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有关于经济改革和国

家结构的分歧。舆论继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宣扬戈尔巴乔

夫所拥护和集中体现在其“共同的欧洲家园”目标中的“新思维”的人,以及叶利钦的

许多高级顾问,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俄罗斯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被主要

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接纳为第八个成员国。像谢尔盖·斯坦凯维奇这样的较温和

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应当摒弃“大西洋主义”的道路,应当把保护生活在其他

国家的俄罗斯人作为优先考虑,强调它与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联系,促进“本著有利于

亚洲或东方的原则,适当地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联系和利益”。具有这种主张

的人批评叶利钦使俄罗斯的利益服从于西方的利益,削减俄国的军事力量,未能支持诸

如塞尔维亚这样的传统朋友,推行对俄国人有害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趋势的标志是

彼得·萨维茨基的思想的重新流行,他曾于20年代论证说,俄罗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欧 亚文明。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

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联的斯拉夫东正教白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

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后一群人有时既反对犹太人,也反对西方,

他们想要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向调整到东方和南方,或者控制穆斯林的南方(如日里 诺夫斯基所极力主张的),或者与穆斯林国家和中国合作反对西方。民族主义者还赞同

更广泛地支持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战争。世界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在机构上反

映在外交部与军方的观点分歧上,也反映在叶利钦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从一个方向另 一个方向的变化上。

俄国公众也像精英一样产生了分歧。1992年对2,069名欧洲俄国人所作的抽样调查

发现,40%的被调查者“支持对西方开放”,36%的人“不接受西方”,24%的人“未

决定”。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改革的政党赢得了34.2%的选票,反对改革的

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赢得43.3%的选票,而中间派的政党赢得13.7%的选票。同样,

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俄国公众再一次发生分裂,约有 43%的人拥护西方看中的

候选人叶利钦和赞同改革的其他候选人,而 52%的人投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候选人

的票。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90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

家,西方一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

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过精心筹划的一系列改革中,穆斯塔法·基马

尔·阿塔蒂尔克(又译凯末尔)试图使他的人民摆脱奥斯曼和穆斯林的过去,基马尔主

义的基本原则或“六个标志”是:民粹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

义和改良主义。基马尔抛弃了多民族帝国的思想,目的是建立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在

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族和希腊族遭到了驱逐和屠杀。然后,他废黜了苏丹,建立了西方

式的政治权威的共和体制。他还废除了哈里发的职位(哈里发是宗教权威的主要来源),

撤消了传统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废除了独立的宗教学校及学院,建立了统一的世俗公共

教育制度,中止了采用伊斯兰法律的宗教法院,代之以建立在瑞土民法基础上的新的法

律制度。他还用格里高利历法(公历)代替了传统的历法,并正式废止伊斯兰教的国教

地位。他仿效彼得大帝禁止人们戴土耳其帽,因为它是宗教的传统象征,并鼓励人们戴

有边的帽子(土耳其帽子没有边——译者注)。他还明文规定,土耳其文要用罗马字母

而不是阿拉伯字母书写。后一项改革至关重要,“它使在罗马书写方式下受教育的新一

代人实际上不可能使用大量的传统文献;它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它大大缓解了越来

越突出的扫盲问题”。30年代,基马尔在重新确立了土耳其人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宗

教的和文化的认同之后,积极促进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西方化与现代化携手并进,并预

定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

在西方1939-1945年的内战中,土耳其仍然保持中立。然而战后,迅速地认同了西

方。为了明确表示追随西方模式,它从一党制转变为具有竞争性的多党制。它通过游说

最终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由此进一步证明它是自由世界的一个成员。它接受了

西方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它的军队由西方来训练和装备,并被纳入了北

约的指挥系统,它还在本土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土耳其开始被西方看作是遏制、阻止

苏联向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扩张的东方堡垒。土耳其与西方的这种联系与它对西方的

认同,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谴责,并被伊斯兰 国家攻击为亵渎神明。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精英仍然大都支持土耳其成为西方和欧洲的一员,对于他们

来说,继续保持北约成员国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提供了与西方的一种密切的组

织联系,对于平衡希腊的力量也是必要的。然而,土耳其与西方结盟,体现在其北约成

员国的地位上,它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两者结盟的基本理由,并导致这种

联系的减弱和被重新界定。对西方来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北方主要威胁的有用的

堡垒,而是一个对付南方次一级威胁的可能的伙伴,就像在海湾战争中一样。在那场战 争中,土耳其通过关闭伊拉克石油到达地中海必经的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以及允许攻

击伊拉克的美国飞机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起飞,为反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提供了关键

的帮助。然而,由奥扎尔总统作出的这些决定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土

耳其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辞职,以及抗议奥扎尔与美国的密切合作的大规

模示威游行、随后,德米雷尔总统和奇莱尔总理敦促尽快结束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

这种制裁同时给土耳其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土耳其与西方合作对付来自南方的伊

斯兰威胁的意愿,与其与西方一起抵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相比,不那么肯定。在海湾危

机中,土耳其的一个传统盟友德国,反对将伊拉克对土耳其的导弹攻击视为对北约的攻

击,此事也表明,土耳其在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时不能指望西方的支持。冷战中与苏联

对抗没有引起土耳其的文明认同问题,而冷战后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引出了这个问题。

80年代开始,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也是唯一

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资格。1987年4月,土耳其正式提出申请,

1989年12月土耳其被告知,它的申请在1993年以前不会被考虑。1994年欧洲联盟批准了 奥地利、芬兰、瑞典和挪威的申请。人们广泛预测,在未来几年中,欧盟可能会接纳波

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然后可能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尤 其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欧洲联盟最有影响的成员国德国再一次不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

欧洲联盟,反而把促成中欧国家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作为优先考虑。在美国的压力下,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