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第六章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更新完毕开始阅读16cf5d2eb4daa58da0114ae8
分，那它必须真正成为亚洲的，而在他们看来，即便有这种可能，可能性也不大。一位 印度尼西亚官员说：“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地与亚洲成为一体，取决于一件事——亚洲国
家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澳大利亚的意图，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政府和
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亚洲文化和社会。”亚洲人看到了澳大利亚关于亚洲的言论与其
相反的西方现实之间的差距，据澳大利亚的一位外交官说，泰国以一种亚洲人的“茫然
的宽容”对待澳大利亚坚持它是亚洲国家的态度。只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4年10月 宣布：“在文化上澳大利亚仍然是个欧洲国家，??我们认为它是欧洲国家，因此，澳
大利亚不应当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员。我们亚洲人不惯于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他国家
或对它们评头论足，而澳大利亚由于文化上属于欧洲，便感到有权告诉别国该做什么或
不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它当然与我们这个集团格格不入。这就是 我反对（它成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的理由。这不是由于肤色，而是由于文化。” 简而言之，亚洲人决心以欧洲人把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同样理由把澳大利亚排除在他们的
俱乐部之外：他们与我们不同。基廷总理喜欢说，他要把澳大利亚从一个亚洲的“古怪
的局外人变成古怪的局内人”，然而，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为古怪者不能入内。
恰如马哈蒂尔所说，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冲突经常发生
在下述问题上：澳大利亚信奉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并且还抗议实际上它所有的邻国
政府对那些权利的侵犯。澳大利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评论道：“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
真正问题，不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我们根本的价值观。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被那
个地区接受而放弃这些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人。”人们指出的差异还有特性、作风和行为
举止。正如马哈蒂尔所暗示的，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
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
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是一个不敏感
的民族。这种文化冲突在保罗·基廷本人与亚洲人的交往中表露无遗，基廷把澳大利亚
人的民族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本质上具有挑衅和好斗”风格的
“强有力政治家”，他毫不犹豫地把政敌谴责为“渣滓袋”、“涂着香水的舞男”、
“脑袋坏了的大傻瓜”。当论证澳大利亚必须成为亚洲国家时，基廷常常以其惊人的坦
率使亚洲领导人愤怒和震惊，并与他们发生对抗。文化的鸿沟是如此之大，它使赞成文 化趋同的人一叶障目，以致于他自己的行为举止使那些他称之为文化兄弟的人感到反感。
基廷-埃文斯的选择可以看作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忽视而不是更新这个国家文化 的短视的结果，亦可视为一种转移对澳大利亚经济问题注意力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说，
这是一种旨在使澳大利亚融入和认同东亚正在崛起的经济、政治，最终是军事力量中心
的富有远见的倡议。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是试图背离西方，追随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
的许多可能的西方国家中的第一个。到22世纪初，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时，可能会把基
廷一埃文斯的选择看作是西方衰落的一个主要标志。然而，假如实现了这一选择，它将
不会消除澳大利亚人的西方遗产，并且这个“幸运的国家”将永远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
家，既是基廷谴责的“帝国的一个分部”，又是李光耀轻蔑地提到的“亚洲的新的白色 垃圾”。
这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澳大利亚不可避免的命运。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实现脱离英
国的愿望的同时，可以把澳大利亚确定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正如
基廷的前任罗伯特·霍克总理曾试图做的那样。如果澳大利亚愿脱去英国王冠而成为共
和国，它可以与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结盟，这个国家像澳大利亚一样，也具有英
国的本源，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且也拥有大陆规模，也讲英语，曾是三次战争中的盟国，
其人口中也是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而且像澳大利亚一样，亚洲人越来越多；文化上，在
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中确立的价值观比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价值观更符合澳大
利亚。经济上，澳大利亚不应竭力挤入一个文化上相异的集团，并因这一差异而遭到后 者的排斥，它的领导人可以建议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成北美一南太平洋联盟，包括
美国伽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一个集团可以协调文化和经济，并为澳大利亚提
供一个坚定而持久的认同，这种认同从它旨在融入亚洲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是得不到的。
西方病毒和文化精神分裂症。当澳大利亚踏上追随亚洲的征途时，其他无所适从的
国家——土耳其、墨西哥和俄国——正试图把西方融入它们的社会，并把它们的社会融
入西方。然而，它们的经历强烈地昭示了本土文化的力量、复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们
自我更新和抵制、遏制、适应西方输入的能力。尽管对西方的拒绝主义回应是不可行的，
但基马尔主义的回应并不成功。如果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
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并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 上实现现代化。
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
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
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
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
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
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