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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韵律，即“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他的诗，往往根据自我情绪的波动来安排音节，形成自由活泼的韵律。或借鉴古典诗词的格律，创作一韵到底、诗形严整的新格律诗，如《寒风中闻花声》；或通过诗中参差的停顿以组成缓急相间的节奏，呈现诗人生活与情思的起伏，如《乐园鸟》。总之，戴望舒诗的韵律自由活泼，不拘一格。(4)哀婉自然的语言。戴诗以抒情为主，时代的动荡、局势的骤变带给诗人压抑郁闷之感；爱情的得失、家庭的成毁则使他在情感的峰谷间起伏，因此，诗歌以抒发幽婉低沉的情感为主。他注重内在情感的“抑扬顿挫”，其诗情也便随着自身内在情绪律动的轨迹运行着，形成哀婉的语言风格。《雨巷》中缠绵不断的细雨纠缠着曲折婉转的小巷，悠长悱恻的情愫萦绕着丁香般的姑娘，诗句或短或长，典雅哀伤。 8.4．分析卞之琳“诗的非个人化”理论及创作。答：(1)卞之琳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强调“诗的非个人化”。在卞之琳看来，“诗的非个人化”指将西方小说化、典型化、戏剧化的“戏剧性处境”与中国旧小说的“意境”融合，达到“个人”的隐匿，从而使诗歌具有多重内蕴，使诗中人物的身份具备可置换性。(2)诗的小说戏剧化不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而是在诗中容纳叙事成分，使事与心偕，在事件里寄托情感。《道旁》就写了一个“问路”的情节。“问路”是“现实的细节”，它具有人生的普遍性，同时它又具有“象征意义”：在动与静、行与止的对比中，蕴含着某些人生哲理。“问路”一语双关，“倦行人”问自己要走的路，而“树下人”想问人家走过的路。路是人生的象征。《古镇的梦》则设置了一个对比性情景，通过瞎子和更夫的活动展示出两种人生态度。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借助叙事性处境形象地表现出来。诗人主体的退出与模糊，既是对新月派提出的“抒情客观化”的发展，也是对早期白话诗“高扬诗人主观意志”的历史的反拨，是向传统的回归。 8.5．结合下面一首诗谈何其芳诗风前后期的不同：“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我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的远方人。我走到云下。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白天他们到田野间去寻找零活，夜间以干燥的石桥为床榻。我走到海边的都市。在冬天的柏油街上，一排一排的别墅站立着，象站立在街头的现代妓女，等待着夏天的欢笑，和大腹贾的荒淫，无耻。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答：(1)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以1938年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诗歌中，诗人表达了不满丑恶的现实，却又不知出路何在的苦闷情绪，热切地向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花环》以象征手法，悼念“美丽的天亡。”在诗人看来，美丽必然是寂寞的：“你爱寂寞”、“你有美丽得使人爱愁的日子”；同时，美丽的事物并不怕被人遗忘，它孤芳自赏。“开落在幽谷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欢乐》一诗表现出诗人寻找欢乐、追求欢乐的过程，但全诗连续12个问号，显然凸现着诗人的疑惑。《雨天》一诗中，诗人已认识到了自己心理“没有温暖，没有明霁”，只有“过分的缠绵，过分的湿润”。他渴望新的理想出现，于是有了《夏夜》、《预言》等借爱言志的诗篇。(2)何其芳到延安后，生活环境的转变，文艺观念的更新，使其诗风大变。那样“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的何其芳消失了，代之以充满激情、憎爱分明、开朗热烈的自我；心头的忧郁消散了，代之以解放区明朗的氛围；孤芳自赏的情绪消解了，代之以回归群体的诗意。《云》显露了诗人转变的迹象，先讲述过去的带有理想色彩的自我，在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面前，“我”被深深震撼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开始从浪漫空虚的云端落到人间，情愿向贫苦大众靠拢。(3)诗人到解放区以后写诗不多，但格调高昂，热烈奔放。首先是歌颂的对象变了，由对爱情与自我情绪的歌唱转变“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写于1941年，是诗人风格改变的标志。当诗人换一种心情去观察世界时，他突然发现原以为熟悉的生活，有着许多新的内蕴。《生活是多么广阔》便反映出其诗歌内蕴的变化。“生活”的内蕴在诗人笔下扩大到几乎无所不包的范围，暗示出诗歌的表现对象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诗人世界观、
人生观的转变：不再自以为英雄，意识里向“平凡”靠拢；不再孤立于自我的世界里，而强调人与人心的沟通。
9.1．分析家庭生活及时代背景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答：(1)家庭是人走向社会前活动的第一个场所，人对于世界、人生的看法及他对个体的存在体验，首先来自家庭生活，张爱玲也不例外。没有前途的家世背景、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对人生抱着阴暗、消极的看法，对人孤独的生存困境有比常人更敏锐的认识。从家世背景上说，张爱玲出生的家庭本是个名声显赫的封建贵族世家，张爱玲出生的时候，张家已成为破落户。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封建遗少，一心沉迷于过去，无视新时代来临，关起门来，过着一种堕落、腐朽、与时代脱节的生活，整日吸食鸦片，蓄妾狎妓，虚掷光阴，浪费生活，张家笼罩在死寂、凝滞、腐败的氛围中。在张爱玲的印象中，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整个家庭“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这是一个阴暗的世界，没有光的所在，失去了时间，有着千年如一日的单调，无情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张爱玲就是这样被禁锢、被摧残着。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她不可能把人生看得太光明。古墓似的家庭氛围也没有使她感受到一点亲情的温暖。家庭本来是个孕育亲情、爱心的所在，可是在这里，丈夫与妻子之间水火不容，父母与子女之间更缺乏爱与沟通，亲人们生活在隔膜、孤独、敌意的围困中。她的父母由于不和而最终离异，生活在继母管制下的她，更加缺少爱与亲情。孤独的生活形成了她孤僻的性格，“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她失去了应付生活的能力，对生命、人生抱着灰暗的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2)不幸的家庭生活中最为不幸的是遭受禁闭的惨痛经历。高中毕业后，由于张爱玲与继母发生口角，加上其他原因，父亲对她拳脚相加，并将她禁闭达半年之久。禁闭期间，她生了重病，父亲也拒绝医治，她差点死掉。父亲的绝情，长时期失去与人世的接触，使张爱玲内心陷入无法忍受的孤独与绝望中，致使她濒临疯狂的边缘。禁闭使张爱玲感到被世界抛弃，被一切的外物抛弃，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被抛入到绝望、虚无的深渊中，外在世界与自我的生命对于自身皆失去了意义，恐怖使她近于疯狂，在自传性的《私语》一文中，她将月亮形容为蓝色。在西方文学中，月亮是疯狂的象征。深通西方文学的张爱玲，用有关月亮的诗句暗示自己当时一度陷入疯狂的精神状态，从而一改传统对月色的诗意感受。禁闭也使她感到整个世界是肮脏的，连白玉兰也变了样，“象污秽的白手帕，又象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这样形容鲜花的，张爱玲可能是第一人。别样的经历使她对生活有了别样的看法，里面包含着天才的深刻和阴冷。(3)张爱玲被禁闭的时候(1937年)，外面的世界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l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位于北平西南南郊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张爱玲遭禁闭时期，沪战正在激烈地进行。这一场战争并不是局部的。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这一年，张爱玲到香港读书。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对美、英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香港沦陷。战争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类文明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破坏，使原本悲观的张爱玲对人类前途、人类文明更加失去了信心，她预感：“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就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乱世人生更容易使人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怀疑，发现存在的荒诞，“人们只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一切都有点儿不对”，这就是荒诞；时代像影子似的消失，这就是虚无。一切虚无、荒诞到恐怖的程度。如果说，影子一样消失的时代使张爱玲抽象地体验到人生的虚无，那么，亲身经历的战争使她更具体、刻骨地感受到了这一点。1941年底，日军进攻香港时，张爱玲正在
那里读书，她经历了香港被围困和侵占的全过程，在《烬余录》中，她谈到了战争给予她的生存体验。在战争面前，人的力量显得那么渺小，人不但失去了任何的安全保障，连生存的意义也完全丧失了，处于赤裸裸的“无牵无挂”中，处于虚空与绝望的生存困境中。这样的生存体验，是战争和时代赋予的，并不为张爱玲所独有，而是处于战争威胁下整个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张爱玲虚无、绝望的生存体验，由于融入了时代、人类的成分，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普遍感受和体验。
9.2．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疯女人”形象。答：孤独的生存困境，虚无、绝望的人生感受，使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陷入疯狂的精神状态，她小说中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从没有出现过的“疯女人”形象。(1)《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在做了范柳原的情妇后，面I临着要么堕落、要么发疯的两难选择。作为他人的情妇，自流苏注定要过一种空虚、孤独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她要么堕落，用堕落来打发百无聊赖的岁月；要么克制着自己，在虚空、孤独中发疯。这两种未来，对于白流苏，都是很可怕的。(2)《金锁记》中，曹七巧就是在金钱与情欲的双重扭曲下，陷入了疯狂的境地。兄嫂为了金钱，把她嫁给了姜公馆的姜二爷，一个患了骨痨的病人。她克制自己的情欲，陪伴着僵尸一般的丈夫，度着空虚、无聊的岁月，好不容易熬死了丈夫，熬死了婆婆，分了家，有了钱，却又遭到心中的爱人姜季泽姜三爷无耻的情感欺骗和算计，她在疯狂中赶走了姜季泽，打碎了心底仅有的一点爱的梦幻。她克制着自己的情欲，死守着用人生幸福换来的金钱，在失魂落魄中，灵魂慢慢扭曲和变形。她以变态的心情诱逼新婚的儿子讲自己的房事，然后在亲戚间进行传扬，致使儿媳和儿子的姨太太双双死亡。女儿长安好不容易与男朋友童世舫有了一点真感情，她在童世舫面前一句“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的暗示，就使一切变了样。她被金钱剥夺了幸福，便以疯狂报复的心理去剥夺更多的人甚至自己儿女们的幸福，她的精神其实已经完全陷入疯狂状态了。(3)不合理的社会剥夺了曹七巧的幸福，促使她疯狂，可悲的是，她又以自己的疯狂制造了一个疯狂、怪诞、不可理喻的世界，使儿媳芝寿同样陷入疯狂、恐怖之中。她感到极度的恐怖，反复去挂起帐子，可是“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张爱玲擅长描写玻璃与明月，玻璃意味着人与人之问无形的隔离，明月在张爱玲那里也失去了诗意，被用来渲染、烘托出一个疯狂、怪诞、不可理喻的世界。“漆黑的天上一个自太阳”，漆黑一团固然使人感到宇宙的寒冷和黑暗，而亮到极处成为～个小小的“白太阳”的明月意象，同样使人感到世界的虚无与荒凉，黑中之白的强烈对立则更使人感到这世界的荒诞。满月给予芝寿的恐怖感受说明她已陷入疯狂的状态之中。她对满月的感受，同样有着张爱玲个人禁闭时的心理体验在里面。(4)《十八春》中，交际花曼璐嫁了丈夫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生育能力，为了拴住丈夫的心，她设下圈套，引妹妹曼桢住到自己家中，让丈夫强奸了她。曼桢遭强奸后，被禁闭起来，完全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绝望与愤恨使她处于疯狂的边缘。可以看出，张爱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遭受禁闭的惨痛经历，最终把它写到了自己解放后创作的这部小说里。而女性遭受禁闭而临于疯狂的描写，也表现了她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深绝望。
9.3．分析鲁迅与张爱玲面对人生虚无所采取的不同态度。答：在现代作家中，鲁迅和张爱玲都对人生抱有悲观、虚无的看法，鲁迅认为人的生命终点不过是“坟”，“??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可是，对于人生的有限与虚无，他采取了积极抗争的态度，他笔下的过客，即使知道自己行程的终点不过是坟，还是一个人孤独地前行。鲁迅把人生的虚无作为前提与起点，由此出发，通过积极进取的行为赋予人生以意义；人生的虚无没有使他陷入虚无主义的消极无为，相反激发起他生命的创造力与积极性，自始至终他没有放弃自身对民族、民众的义务。同样面对人生的虚无，张爱玲与鲁迅的态度有所不同，她对世界的否定没有那么彻底。她认为人生从小处看、细处看、局部看，皆为真实的，一切生活的琐碎皆有无穷的趣味，值得人留恋，因此，对世俗生活之一切，她皆怀有热切的
关注、天真的好奇。在《道路以目》一文中，她对世俗生活表现的爱好竞达到病态敏感的程度：“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黄昏的时候，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上，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边的灯渐渐亮了起来。”“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扇出滚滚的白烟。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可是，对生活的爱好并不说明她对人生持乐观的态度，相反，她认为，从大处看、远处看、生活的整体看，人生不过是虚无而已，“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而人生的虚无感受又使她进一步沉醉于世俗生活的愉悦中，以求得暂时的解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会对生活中小小事件里包含的美有那么病态的敏感：愈是感到人生的虚无，愈要执著于眼前刹那的欢愉，愈觉出生活中细微之处的可爱，愈要从人生的可哀中见出其可爱，于是，“可爱又可哀的岁月呵”，这样的喟叹在张爱玲的笔端流露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虚无而世俗的人生观使张爱玲的小说一方面有着世俗的内容，讲述的是滚滚红尘中婚姻、爱情、家庭的恩恩怨怨，一方面，在艺术表现上，对各种物象有不厌其烦的、大段大段的细节描写，如《金锁记》、《倾城之恋》，可是它们的主题却是悲观、虚无的。张爱玲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也正适合她自己的作品：“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一一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人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
10.1．分析方鸿渐人生旅途的四大阶段。答：《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旅途或者说人生冒险先后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家庭)这四大阶段。这也就是世所公认的人生四大价值或四大内容。《围城》全书层次清晰而又真切生动地展现了这最起码的人生四大价值或内容，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在方鸿渐这个典型的现代人身上逐步失落、变异、抽空、贬值，以至于彻底破灭的。(1)第一和第二两章主要以方鸿渐回国归乡这段经历为主，兼以对其过去大学、留学生活的回溯和补叙，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教育的危机及其必然的破产。这不是因为它不能给人以真知识，而是因为它不能给人以生活所必需的理性、理想、信仰和力量。(2)第三和第四两章紧接着以现代都市上海为背景，精彩地描写了方鸿渐以及其他几个知识分子的情场角逐以及其幻灭。作者之所以如此精细地描绘这几个知识分子在情场上的种种喜剧性遭遇、焦虑和困境，以及他们之问难以预料的错失、难以打破的心理隔阂、难以沟通的情愫和难以把握的人生机缘，实际上不仅是要以此揭示现代人在灵肉两面难以统一的矛盾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以此对诸如人心可以沟通、理性可以把握生活、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情欲本身的价值(它到底是快乐之源还是痛苦之源)和个性自由本身的意义等价值观念提出质疑。这是些涉及整个人类和整个人生的普遍性、根本性也是永恒性的问题。(3)从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要以三闾大学为舞台，顺理成章地描写了方鸿渐由于难以对付复杂的人事纠葛所导致的事业上的失败，从而将人与社会环境的尖锐对立、人的劳动或工作与人本身相背反的异己性等现代人普遍的存在状况和生存困境，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样接二连三地失败和幻灭之后，面临生存危机，面对异己的社会，方鸿渐只有家庭这道惟一的防线了，只有婚姻这条惟一的纽带了。(4)旧式大家庭使他觉得格格不入，而他和孙柔嘉以情感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小家庭，也不是什么安乐窝和避风港，反而成了新的战场。——这是第八和第九两章的主要情节。这最后两章不但生动地展现了方鸿渐和大家庭的疏离以及他和孙柔嘉的小家庭之必然的解体，而且从根本上对以性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的意义提出质疑。(5)至此，方鸿渐的人生冒险或人生追求的四部曲以全部的失败和完全的幻灭而告终。由此可见，方鸿渐的人生旅行，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收获成功，而是接受失败；不是自我的实现和价值的肯定，而是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破灭和自我的失落；不是人的英勇和力量的焕发，而是人的怯懦和无能的证明。这种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相背反，从而相当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