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自考美学论述题更新完毕开始阅读1b69ff8e84868762caaed512
入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由于作者并未赋予方鸿渐的人生追求以任何可以称之为崇高的理想对象，亦无任何堪称为伟大的价值目标，而只是具体生动地展现了最起码的、世所公认的几种人生价值或内容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人例行的过程——一个失败和失落的过程，从而就使得方鸿渐这样一个普通的现代人极为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了极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意义，他的某些人生经验、生存困境、以至于心灵的困惑，是现代人的普遍遭遇和共同感受。通过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遭遇，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的负面效应：它造成了人生价值的失落。
10.2．论述方鸿渐的病态人格及其文化根源。答：方鸿渐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英雄”，亦即反英雄或非英雄形象，这种病态人格是现代文明病态发展的必然产物。(1)他的性格的最大弱点是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因而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惘和盲动性。他心地善良，而且不乏聪明才智，但惟独缺乏那些对人生来说是最根本性的东西。当他面对苏文纨铺天盖地的情网却“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时，“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他和唐晓芙决绝之后，为了摆脱痛苦而贸然应聘去三闾大学，但很快又后悔了。这时作者把他那种缺乏理性和勇气而进退失据的迷惘心理，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一个怯懦无力的人在那个残酷的世界上当然不至于作恶，但也不可能有什么劝善惩恶的英雄之行，甚至于反而会把自己搞到无立身之地的地步。对社会和他人来说，他是一个多余的、无用的人：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2)面对复杂矛盾而又非理性可以把握的现代社会，方鸿渐这个现代人有一种铭心刻骨的孤独感、绝望感、失落感和荒谬感。在失去信仰和理想之后，在抛弃了进步和目的观念之后，现代人痛苦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非理性的不可理喻的世界之上，过着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价值、没有前途的荒诞人生。他们本身既不隶属于一个神圣的范畴，甚且不容于世俗关系和现实社会——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对他们来说完全成了一个异己的存在，他人则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从而他们就被迫不断地与社会关系和现实人生疏离、脱节，最终一个个变成了孤独无靠和空无所有的存在，于是人生的孤独感、失落感、绝望感和荒诞感便油然而生。作为一个现代人，方鸿渐既不具备古代英雄的理想和力量，也不具有海明威式的、硬汉的刚强和毅力。他无法以个人之力解决社会矛盾，当然也就无法消除自身的内在矛盾而给自己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他的人生只能是而且永远是如他所说的在困境中凭本能来盲目地“碰碰运气”而已。在行动之前已预先“不存奢望”而准备着失败，甚至“抱最大决意来悲观”，已成为方鸿渐的习惯心理，他不具备鲁迅所张扬的那种没有前提、不计成败的战斗勇气——“绝望的抗战”的勇气。因此，他所谓的不顾整个人生的荒诞和虚无而坚持个人自为的人生主张，对他自己来说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3)这就触及方鸿渐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思想大于行动和行动的延宕性。这也难怪，作为一个现代“英雄”，方鸿渐虽然确信人有行动的必要，但他对个人行动必要性的确信中又交织着对整个人生荒谬性的确信。这样一来方鸿渐就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困境和行动还是不行动的两难选择中，而无法像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那些信仰进步观念的英雄那样勇往直前了。他发现自己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进步观念、没有理想信仰体系的社会中，这样生活就是非常艰难而颇费踌躇的事了。于是在他的行动和认识之间就落下了不确定的阴影，他越是想要使自己行动起来，就越是发现人生的荒谬性和行动的无意义。因此他就常常怯于行动而不能不延宕，或者说行动的前提是乐于等待。所以我们看到，他往往不是向外行动，而是倒常常退回内心，在其中创造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沉思和反省。而反省的结果又使他发现，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而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懦夫，他只有安然不耻地面对这一发现的结果，才能多多少少地保留一点英雄的色彩。这具有尖锐的讽刺意义又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因此方鸿渐之所以在孙柔嘉的痛斥以至于痛打之下而不思振作，就不仅仅是因为怯懦，而且更重要的
是因为他深知一切努力都没有丝毫补益和意义。这也是他在一切压迫和打击面前退缩的根本原因。(4)因此，方鸿渐的性格病态，不是一般的个性气质问题，而是人生信念的失落、存在意义的匮乏。这是一种危及根本的、致命的时代疾患。正是由于对整个人生感到悲观绝望，方鸿渐的个人生活也便失去了目的，行动没有了意义，即使有所行动也必预先“不存奢望”，甚至“抱最大决意来悲观”，准备着接受失败。这样一种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思想行为方式，当然只能招致失败，败得一塌糊涂、输得一无所有。也正是由于觉得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上理性难以把握生活，个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方鸿渐便索性以非理性的盲动来对待生活，即他所谓的“碰碰运气”。这样当然只能碰得更重，跌得更惨，颓唐得更快，失望得更彻底。《围城》对此作了精细的描绘：方鸿渐碰运气式的对待个人生活，盲目地到处漂流，却“必然”地在每一个地方都得到失败、压迫和束缚，于是只能本能地转身逃跑。如此不断反复而一无收获，却蒙受了惨重的心理创伤，付出了心灵死亡的代价。所以他每“离开一个地方等于死一次，自知免不了一死，总希望人家表示愿意自己活下去”。(5)方鸿渐的这种病态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整个现代人生中是相当普遍的，因而在世界现代文学中得到了普遍的反映。比如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中的人就是“他的不幸的总和”；而马尔罗的《人之命运》中的一个人物则干脆认为“人相当于他的痛苦”。由此可见，方鸿渐的病态性格有着普遍的文化定性，他的内在矛盾也就是现代文明本身危机的一种表现。正是现代文明的病态发展，导致了现代人生的病态，使得本应是充满生趣的生命对现代人来说，变成了一种生无趣死不易的、不死不活的刑罚。现代文明的弊病也由此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它并未使人获得一种健全的人生和健康的人性，相反地却剥夺了人的理性、信仰和力量，使人备受压抑、束缚和异化，处于孤独无依、空无所有以至于无路可走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
11.1．试析七月派小说家的总体风貌。答：七月派小说充分实践了以胡风的观点为代表的七月派文艺主张，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七月派小说总是竭尽全力挖掘出生活本相的复杂内涵。在七月派作家笔下，即便是平凡的事物，其底层也一定深含着种种波澜的撞击，并由此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东平、柏山的小说虽大多写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展现的却并非单纯的、阳光普照的欢乐世界。在那里，也同样充满着光明与黑暗、理性与蒙昧、勇猛与怯弱、献身与自私、欢乐与困苦的种种相生相克的搏击。因此，七月派小说的主题往往是多元的，因为多元往往又难以把握。不仅主题上难以一言蔽之，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七月派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性格往往也过于敏感、复杂，甚至飘忽不定。七月派作家几乎不写单纯的性格，其人物性格常常是多种精神倾向的奇异结合。如路翎的《燃烧的荒地》的主人公郭子龙、《财主底儿女们》中的金素痕都是这样。七月派作家把这些飘忽不定的既有人性也有兽性的复杂的人看做是真正意义上的“活人”，只有在他们身上才一方面体现出雄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凸现了精神奴役的严重创伤，凸现了生活本相的真实与复杂。七月派小说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人物心理刻画的丰富性。因为要表现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七月派作家十分注重心理描写。然而他们的心理描写又有别于一般的心理描述，常常是浓墨重彩地专注于人物心理的矛盾冲突及其微妙的变化、转换。他们笔下的心理描写往往不是静态的、单向的描写，而是动态的、多向的、带有立体感的。他们习惯于写人物心理两极相生相克、相互搏斗的丰富过程。特别是路翎，他总是善于写出人物异常丰富的心理变化，善于写出从某种心理状态向另一种对应的心理状态的跳跃。刚刚还是低沉懊丧，忽然间却转向自信昂扬，深深的痛苦与极度的欢乐，无法排解的烦恼与心如止水的和谐安逸，常常构成人物心境的尖锐矛盾和奇妙的统一。(2)重视主观体验，创作中燃烧着热情的火焰，是七月派小说另一个突出特征。七月派作家非常强调作家对生活的全身心投入和体验，他们对于所谓的“客观主义”对于“生活的被动的无可奈何的客观态度”十分反感，从而自觉到作品应该能激起某种热情的兴奋来，并在这种光辉
下，给予现实生活以灿烂的画幅，他们把个人的主观战斗精神渗透到小说之中，因此，无论是事件的叙述，还是环境景物的描写，抑或是人物的刻画，字里行间都让人感到作家巨大的人格力量，充溢着一股股不可抑制的激情。如东平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并不占很大篇幅，但却充满了激情，烙上了作者强烈的主观印记。路翎小说中大量使用形容词、副词，而且主要是属于心态情绪描述和评价性质的词语，从而体现了作家主观情绪的参与。(3)由于强调主观情感的投入，七月派小说的叙述成分便显得十分醒目，因为叙述便于分析、评议，更能体现作家的爱憎情感。叙述和描写是小说最常见的两种艺术手段，但它们存在着明显差异，其根源就在于它们来自感知生活的两种不同方式，即体验与观察。对现代作家来说，描写的确很重要，它可以较大程度地隐去作者自己，只从场面中流露出倾向和评价。但七月派作家认为这样容易陷入客观主义。因为由观察而描写的多是外在活动，最具有艺术真实的东西是由体验而来的，即创作主体从自己看出去，从自已的内在性去结构，以自己的命运感为根据去领会。体验的过程溶入了内在的生命情感，静观的描写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因而高扬“主观战斗精神”的七月派小说逐渐从描写转向叙述，从而使作者的价值观渗入每一个小说意象，影响和制约读者。(4)七月派小说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其总体风格上的沉郁悲凉。无论是东平、柏山，还是冀槐、路翎，其小说与40年代的昂扬时代格调都不尽相同。其强烈的悲剧意味与国统区文坛着重揭露和嘲讽的喜剧性情调大异其趣，也与当时解放区文学明快、单纯的风貌形成强烈反差。他们的作品气氛沉重、凝滞，充满了不适感。七月派小说家们企图深厚遒劲地表现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或者说“原始的强力”，而这种原始的强力往往在灾难和苦役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因此，他们热衷于表现痛苦和灾难，即使是以根据地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概莫能外。越是作家喜爱的人物，就越是被置于灾难之中，经受炼狱似的悲痛和苦刑似的劳役。七月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些“倔强的灵魂”，他们具有异常坚韧的有时简直令人震惊的性格。作家表现了这些性格在各种条件下不得不走向毁灭，这就发人深思，给作品抹上激越、悲凉的色调。
11.2．分析《财主底儿女们》中蒋蔚祖的形象。答：蒋蔚祖是《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家的长子。作为长子，他本应像家庭所期望的那样，担负起支撑整个家庭的重任，但他自幼深受传统道德文化熏陶，养成了一种忧郁懦弱的性格，这又使他总是生活在沉思和羞怯之中，在外界压力和内心冲突面前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和力量，而他对妻子金素痕的无条件顺从更让家庭失望。在他和金素痕的奇特婚姻中，他一直“表演着一种单纯的，热情而苦恼的恋爱”。亲友们都看出金素痕有财产的企图，而且始终对他不忠，但蒋蔚祖却对此一无所知，依然陶醉在幻想之中，拒绝亲人们的劝告，“无条件地，满意自己的婚姻，热爱金素痕”，无意之中成为金素痕借以向这个家庭挑战的工具，站到了与父亲的期待和家庭利益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他优美的品格和善良的人格素质却只能加速并深化他的悲剧结局。孝顺父亲的愿望和对于家庭的缠绵感情以及妻子不贞这一事实的最终暴露促使他一次又一次逃离金素痕，而成为金素痕攫取蒋家财产道路上的障碍，但他最终却仍一次次听信妻子并向妻子屈服。严酷的现实压迫着他脆弱的神经，导致了他精神的崩溃。在精神失常之后，蒋蔚祖反倒真正看透了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清醒的疯子。他痛斥“人间太黑暗”，尖叫“这是禽兽的世界，禽兽的父亲，禽兽的夫妻。”这无疑是作者对那个时代腐朽黑暗社会的有力声讨和严厉控诉。做一个好儿子还是一个好丈夫，这个在《原野》中困扰了焦大星一生的难题在蒋蔚祖这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身处在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以妻子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夹缝之中，蒋蔚祖进退两难，又无力反抗，终于“完全的绝望”了，纵身跃下悬崖投入滚滚流急的江水之中。这一别无选择的选择本身就带有相当普遍的典型意义，也具有感人的悲剧力量。既不能像父亲期待的那样支撑起这个大家庭，又得不到他所刻意追求的金素痕的爱，蒋蔚祖无疑是生活中的失败者。这是“一个在封建与半殖民地的环境里被压溃的，在生活底空虚里长成的优柔、苦恼、无能的人”。他必须与他的产生同时反叛起来，
无力反叛就只能“在畸形里被牺牲了”。可以说，蒋蔚祖是封建主义在最后溃亡之前垂死挣扎的牺牲品。
11.3．分析《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少祖的形象。答：蒋少祖是《财主底儿女们》中蒋捷三的次子。与蒋蔚祖不同，蒋少祖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受新思潮影响，他l6岁就离家去上海读书。因为厌恶旧家庭“尽是铜臭的生活”，他同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家庭彻底决裂。他有着强烈的自尊心，甚至因自己曾有过向父亲屈服以继承财产的想法而感到羞耻。他一度站在时代的前列，向青年们宣传新思想，成为青年们的思想领袖和民众的代表。但对尼采超人哲学的服膺注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走向人民大众，只能“在中国走着一条孤独的道路”。他不明白“社会革命究竟是什么”，轻视人民的力量，甚至质问：“把革命交给人民，人民是什么?那些无识的人，懂得理想吗?”这样他的理论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社会上屡屡碰壁。对卢梭、伏尔泰的崇拜更促使他时时怀恋幼年时在故乡苏州所度过的那种古老的田园牧歌一般的恬淡生活。这时，残留在他灵魂深层的传统思想便逐渐占据了上风。经过一段时问的迷惘彷徨之后，他终于背叛了先前的思想，转而向父亲忏悔了。随后他便获得了大批田产，成为家庭财产争夺战中的受益者。到抗战爆发后，他早年的激情消退殆尽，开始浸淫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中。但恰恰就是在他思想上倾向于复古之时，他却成了社会名流，还当上了参政员。功成名就的蒋少祖作古诗、搜集版本、买卖房地，继而又躬耕于瓜田菜垅之间，做起了独善其身的新型隐士，向中世纪的温柔梦乡回归了。蒋少祖的变化在现代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也是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的。受西方新思潮的影响，他们渴求社会变革，希望社会在不断的变革中走向前进，但在变革真正到来之际他们又畏缩恐惧，生怕这一变革会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患得患失是他们的普遍心态，在社会动荡之中进退失据最终逃向传统则是他们大体一致的选择。这正印证了胡风的论断：“知识分子的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道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路翎忠实地摄下了蒋少祖的悲剧道路，为后来者敲响了警钟。 11.4．分析《财主底儿女们》中蒋纯祖的形象。答：蒋纯祖是小说第二部的主人公。他心地善良、感情丰富有如蒋蔚祖，却不像蒋蔚祖那样软弱和神经质；他的政治热情、爱国心和进取心丝毫不逊于蒋少祖，却又不像蒋少祖那样自私和骄傲。在众人为财产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时，他还是个未成年的中学生，一直置身事外。他热衷于爱国学生运动，在被学校开除之后竞得不到丝毫理解、同情和支持，甚至蒋少祖也嘲笑他信仰“人民”这个抽象的字眼。“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蒋纯祖抱着“中国，不幸的中国啊，让我们前进”的爱国热情毅然奔赴上海前线，参加了支援战争的工作。上海沦陷后，他随难民、散兵沿江西逃，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武汉，又很快投身于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在歌咏队，他很快就崭露头角，但也因此而招致教条主义者的嫉恨和迫害。在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之后，蒋纯祖转入抗敌演剧队。在这里他的才华同样很快就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却因爱情受挫而再次离开，前往距重庆二百里外的乡下。但农村的封建黑暗势力更加猖獗，蒋纯祖以小学校长身份推行改革主持正义反遭迫害，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爱人逃到重庆，却又受到亲友们的冷落。尽管身处逆境，更兼贫病交加，他依然蔑视已成为社会名流的蒋少祖，讨厌重庆那种庸碌的罪恶生活，毅然重返乡间，希望重见已失去的爱人。见到爱人时，他已因病情恶化而奄奄一息，但至死也没忘记自己的追求，还要聆听爱人读斯大林抗击法西斯的宣言。他虽然最终也没能找到光明的道路，但在弥留之际却似乎看见“无数的人们在大风暴中向前奔跑，枪支闪耀，旗帜在阳光下飘扬。他听见有雄壮的军号的声音。”他的坎坷经历和悲剧结局，正是一个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知识青年以毕生精力追求进步却终究由于自身残留的个人主义影响而未能抵挡住黑暗势力摧残和压迫的结果，也是一个个性主义者同封建主义英勇搏战并希望调和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矛盾而终归失败的结果。但作为一个不懈的追求者，蒋纯祖可以说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