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自考美学论述题更新完毕开始阅读1b69ff8e84868762caaed512
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是王蒙运用最多的。他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精彩片断。如《杂色》中曹千里与老马的对话，《布礼》中钟亦诚和“灰影子”的争论，《海的梦》中谬可言对大海的陈述，特别是《蝴蝶》中张思远遭受批判时的心灵震动，都是成功的心理独白的例子，而《春之声》中则通篇都是主人公岳之峰的自由联想。(2)多重的结构形态。为了适应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王蒙尝试着动用多种多样的结构形式来创作小说。他的小说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单线型、多线型和放射型三种。王蒙1978年以前的小说基本上都使用单线型结构，以后则尝试更加复杂的结构方式，使小说更加贴近生活的本真状态。《布礼》运用了一种多线型的结构，《杂色》是一个双层次的复合结构，而《春之声》和《海的梦》则采用了放射型结构。(3)“中西合璧”式的幽默。年轻时代的王蒙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嫉恶如仇。然而命运的浮沉、生活的磨砺，使复出以后的王蒙“现实得多了”，他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安慰。为此，他找到了幽默这一武器。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手段，幽默备受中外文学艺术家们的青睐。而王蒙则杂取百家、贯通中西，使幽默以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王蒙的“中西合璧”式的幽默。西方的“黑色幽默”和中国的“相声小品”是目前世界两大幽默形态，王蒙有意把二者合而为一，他从“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喜剧性”，又从中国的相声里吸取了“垫包袱”和“抖包袱”的方法，使他的幽默别具风味，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14.2．试析王蒙小说的语言风格。答：在他的小说中，王蒙杂取百家之长，兼收并蓄，提炼改造，形成自己色彩富丽、变化多端、感情充沛、尖锐泼辣、幽默诙谐、节奏强烈的语言风格，充分显示出他驾驭语言的功力。具体来说，王蒙小说的语言风格有这样几个方面：(1)鲜明的主观色彩。王蒙小说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特别是在他复出后的作品中。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写人的主观感受、感情变化、心理活动甚至是潜意识，‘因此作品的语言也就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这种语言的运用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中篇小说《布礼》这样描写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中的一天：“本来是奇热的天气，但他觉得一下子都冻结了。花草、天空、报纸、笑声和每个人的脸孑L，突然都硬了起来。天空像青色的铁板，花草是杂乱的石头，空气液化之后结成坚硬的冰块，报纸杀气腾腾，笑声陡然消失，脸孔全是冷气。心，失去血色，硬邦邦的了。”这种“天气”在自然界当中当然不会出现，但它的确是一种高度的心理真实，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恐怖氛围，使得人们惊慌失措，犹如在自己的脑门上悬着一把利剑，厄运会突然降临。这种主观色彩很强的语言，真实地表现出那个特定时期的特点，让他们的心灵为此而震颤不已。(2)杂文般的随意性。王蒙小说的语言纵横恣肆，不拘形式，变化多端，涉笔成趣，发人深思。他从杂文里吸取了营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显示出王蒙敏捷的才思和深刻的思想。如《夜的眼》中从大城市人谈论民主想到边远小镇谈论羊腿，《深的湖》中关于欣赏红叶与吃黄花鱼的讨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王蒙小说语言的随意性，一方面来自他自身的睿智幽默的个性和出众的才华，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杂文尤其是鲁迅杂文的热衷。(3)急促的节奏感。王蒙认为，生活的步伐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逐渐加快，小说创作也’应该与时俱进，与生活的步伐相一致。因此，王蒙在小说中非常注意对语言节奏感的把握，努力让读者从中感到时间匆匆的脚步声。如在《春之声》中，为了表现生活的迅猛变化，作者让岳之峰在回家的火车上听到旅客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以此来概括生活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这实际上是利用尽量短的时间，尽量小的篇幅，尽量快的节奏，来传达尽量多的信息。再如《蝴蝶》中，张思远在恢复工作之后弥觉时间之珍贵，要在有生之年尽量多为人民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在叙述张思远从曾下放的农村回北京的过程时作者就有意选择一连串的短句，写出了这一过程中的几乎每一个细节，以表现张思远那紧迫的心理和急切的步伐。
14.3．试析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形象。答：倪吾诚是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他有一张生动而漂亮的脸，也有一个匀称而挺拔的身躯，但非常可惜
的是，由于童年的一场病造成了下肢的肌肉萎缩，堂堂一米八的高大汉子，却只有两条麻秆一样细的腿，并且罗圈得像个英文字母中的“O”字，看上去总让人产生一种“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感觉。他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对中国的封建传统恨之入骨，对西方的文明推崇备至。他出国深造，学贯中西，但却被深埋在封建土壤的板结层里，终身都只能扮演一个滑稽的角色。倪吾诚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夹缝中挣扎的一个畸形儿。他九岁入洋学堂后，就迷上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的文章，他无师自通地反对缠足，与他的佃户们大谈“耕者有其田”的道理。家里祭祖时，他跑到梨园夜观星象，并扬言要砸烂祖宗的牌位。他小小年纪就因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而失眠，表现出对旧文明、旧伦理的极大愤慨。成年后他又留学西洋，亲身感受西方文明。回国后，他准备大展宏图，为推进中国的文明进程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倪吾诚失败了，他在西方学到的那几遭“花拳绣腿”，根本不具备与中国封建文化的“真枪实弹”相抗衡的力量。小说中倪吾诚与家人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新文化与旧传统斗争的缩影。倪吾诚是新文化的代表，却孑然一身，势单力孤；而在传统一方，不但有他的母亲、妻子、妻姐、岳母，还有一个可怕的帮凶赵尚同。在倪吾诚韵少年时代，母亲就以精神上的麻醉和肉体上的戕害使倪吾诚失去了健康的双腿。成年后与妻子之间的思想冲突导致了倪吾诚的受辱，他愤而自杀却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倪吾诚对封建传统的斗争始终没有妥协，即使到了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瘫痪在床，他依然相信自己的“黄金季节还没有开始”。因此，尽管倪吾诚一事无成，他这种至死不悔的执著精神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14.4．试析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姜静珍的形象。答：《活动变人形》塑造了三个患想一致但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其中姜静珍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姜静珍是倪吾诚的妻姐，她18岁结婚，19岁开始守寡。在寂寞而漫长的寡妇生涯中，她克制住自己的一切欲念，盼望能在死后得到一个贞节牌坊。然而她毕竟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因此作为一个正常的生命所应有的冲动、情欲、需求，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她用封建传统道德构筑起来的理智之堤，灵与肉长时间的冲突，使姜静珍性格和心理逐渐变形、扭曲、失常。姜静珍首先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她的内心充满着冤屈和痛苦，正因为如此，作者才给予她应有的同情。封建礼教的本质就是对人性的压抑、戕害和摧残，在这方面，中国的妇女是最惨重的受害者。姜静珍曾经有过一段幸福美满的生活，但不满一年她的丈夫就死去了，从此她便被推入了一个冷酷寂寞的境地。她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那一段生活，便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和痛苦。作品在第二章里，对姜静珍的痛苦有着十分精彩的描写。唐代诗人金昌绪的一首《春怨》中那强烈的怨妇思夫情绪在姜静珍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共鸣，对这首诗的几十遍吟咏更表现了她痛苦的内心世界。姜静珍同时还是一个“吃人者”。在被吃的过程中，她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了“吃人者”的行列里。她终日无所事事，闲寂无聊，H积月累在内心深处的巨大能量始终没有正当的途径得以释放，于是，有时就会冲破她脆弱的自我防线喷射而出，比如，她那无端的骂人便是一例。她可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突然把自己的情绪提高到一个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就是一阵潮水喷涌般的破口大骂，骂的语言生动活泼，花样翻新，形象具体，壮怀激烈。在小说中她还是倪吾诚的克星，曾帮助妹妹对倪吾诚大打出手，把一碗绿豆汤砸在倪吾诚的身上，然后抄起一个凳子向倪吾诚直冲过去，打得倪吾诚抱头鼠窜。作家由此让人们看到她凶残的一面。作品中对这一人物最为深刻的刻画，是揭示她“白吃”的心理层次。姜静珍内心积累的能量，光靠“自吃”与“吃人”是不能完全释放的，因此，她必须经常自我扑灭，自我克服。可以说，她的“自吃”比“吃人”更让人震惊。她每天早晨都有一个相当长的梳洗过程，这几乎成了她生活过程中的一个固定程序。也许在漫长的梳洗过程中，女人的意识在她内心深处慢慢滋生，也许由此产生了正常人的欲望和冲动，所以姜静珍对镜子里的自己开始辱骂，无名的仇怨和恶毒、悲哀和愤懑，突然喷涌而出。在嘟嘟囔囔地念完这些句子之后，她还是觉得没有
完全发泄，于是又拍响了条案，立刻变成了破口大骂。到骂完之后，她才终于安静下来，重新开始梳妆，其间还伴随着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和叹息，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自我拼搏、自我撕咬的场面。这个场面也为姜静珍这一形象增加了深度。
15.1．分析池莉的“新孩子”意识及其与池莉生活意识、审美方式之间的关系。答：池莉曾将自己这样一个没有家乡没有根基，跟着革命家庭、充满自豪地流浪的孩子称作是“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孩子”。从纯粹的个人意义上来说，这种“新孩子”的性格中充满了内在矛盾与对立色彩：一方面是来自革命家庭的自豪感，加上“外公家的生活使我对银餐具象牙筷子女人首饰和老虎皮毯子有了经历，我更加自命不凡”。另一方面，没有根基、失去护恃的心理恐惧及家长对这种“新孩子”未来设计的无可参照和随之陷入迷茫加重了对孩子的盲目的管柬，使“我成了一个生命力较弱的胆怯的孩子”。“新孩子”性格内在的矛盾对立导致了与“他者”的对峙：“我就这样又空虚又胆怯，又自豪又傲慢，长久地坐在我外婆家的门廊下，与一群生机勃勃的心怀不满的孩子们对峙着。”对池莉来说，内在性格的“对立”以及与“他者”的“对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池莉这种“新孩子”性格的内在对立及与“他者”对峙的特性还可以寻拢到历史的和文化的解释，就是说，“对立”与“对峙”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性格特征，而且还是由特殊的历史与时代因素造成的一种文化个性和叙事个性。“对立”与“对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品质，它同时还是一种公众性的文化性格与精神特征，是一种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新孩子”晦暗而荒芜的童年经验，不幸之至——它不仅是个人的灾难，而且是民族与时代的不幸——时代与个人的叠合使这种晦暗而荒芜的经验更具鲜活感、感受性而且上升为一种文化感受与价值意识。随之，意识形态宣传中那种被神圣化、革命化、理想化、浪漫化了的人、事物、思想与价值观都变成了欺骗不实之辞，价值理想轰然崩塌了，“新孩子”们经历了一次真正的精神上的“失乐园”。在一个没有信仰、理想、未来与终极的荒原上，人的现世性与世俗性：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上班下班、油盐酱醋、吃喝拉撒便兀然地被凸现出来了。这正是解释池莉小说现世主义与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那个“预结构”和先在的经验事实及相关的意识形态。“新孩子”们所经历的这种神圣但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现实经验的晦暗性、压迫性、打击性之间强烈的反差与对立、“培养”了他们在思维机制、理解、认知世界的方式、审美把握方式的一种有意识的悖谬，作为一种“矫枉过正”而走向了一种新的偏执乃至偏至。一是对生活的认知发生了偏至。池莉认为存在着一种自在的“生活”状态，而她的作品叙述的正是这种生活。其实，池莉只不过是使用了“新孩子”的“崭新眼睛”，叙述了一种她认为的“新生活”，而这种“新生活”也不过是一种偏执的认知结果。她的《烦恼人生》等小说直面普通人的生存艰难，突破了旧的文学模式，同时又将人生的烦恼意象化为生活的惟一真相，甚至将其本体化，将其指认为“生活”本身，这无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是一种新的偏执与偏至。二是美学把握方式上的偏至。当池莉自信以“新孩子”的“崭新眼睛”观察、把握到一种“新生活”时，她意识到传统的美学及文学观念与她的格格不入，因此称之为“中国文人的模式”，又把中外文学中已经理论化的叙述规范指斥为“匠气”。池莉指责现代性文学叙事的两种基本规范，即典型化与象征化，而她自己赖以达成理性认知的美学中介，如对比、归纳、个人经验的平面化与公众化等等也只是更简单更古老的“模式”，她的“反抗”只是走向一种更加简单、通俗和“非审美”的修辞道路。
15.2．试析池莉小说《你是一条河》中辣辣的形象。答：池莉认为“我的作品是在写当代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活”。而她的小说《你是一条河》中的女主人公辣辣正是对“不屈不挠的活”的生动阐释。尽管在印家厚、庄建非、赵胜天、李小兰的“成人”过程中，池莉肯定了坚执与忍耐的重要，而在辣辣的“不屈不挠的活”蕴含的语义中，除却坚执与忍耐之外，拓展出一种新的意识空间：活命哲学与对道德主义的否定。l961年沔水镇大饥荒，辣辣为了孩子的存活，以肉体与粮店职工老李做了交易，八岁的女儿冬儿窥破了这种交易，告诉母
亲“我们不要臭米”!辣辣嫌恶并痛打了早熟的冬儿，她想的是：“一个寡妇人家喂饱七张小嘴容易吗?送上门的六十斤雪花花大米能不要吗?”对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封建主义的道德训诫，辣辣的行为与意识体现出鲜明的反道德主义的民间化倾向。辣辣这一形象的民间性质，不仅表现在对主流意识中的道德主义的反叛，而且体现在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温情主义、浪漫主义、爱情至上主义的讽喻与否定。在《你是一条河》中，王贤良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用诗向辣辣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爱慕。但是由于时间(大饥荒时期)和对象的错位，他的求爱变成了对自己的尖锐讽刺。辣辣不需要诗，甚至也不需要爱情，她要的是一个有用的男人，所以她可以轻易地向老李和老朱献身，因为他们能给她带来所需的粮食和金钱，但她决不会答应小叔子王贤良的求婚，因为他对她没用。可以说，小说中辣辣的一切思想、行为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生存，实际的行动能力对维护她个人尤其是家庭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15.3．试析池莉小说《你是一条河》中王贤良的形象。答：《你是一条河》中的王贤良是个具有复杂文化内涵的人物。他只是一个小学教师，却又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封建时代愚弱的“书生”、“文革”时狂热的红卫兵、讲求独善兼济的士大夫等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内涵集于一身，是一个具有驳杂文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将这一形象放置于辣辣的生存空间与’“不屈不挠的活”的民间意识空间形成的尖锐反差与鲜明对比，知识分子精致的文化人格逐渐显示出它的不合时宜与负面性质：温情主义几近无能与无用，浪漫主义则容易泛滥为一种道德乌托邦，其行为则要么忽左——极端的政治狂热，要么忽右——受打击后的脆弱、颓废无为与出世倾向。王贤良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用诗向辣辣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爱慕。由于时间(大饥荒时期，身体的饥饿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与对象的错位，使王贤良的求爱变成了对他本人的尖锐讽刺。因为辣辣要的是一个对她有用的男人，而不是诗，甚至不是爱情，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王贤良。正是这个滑稽的求爱者，“百无一用”的书生，在“文革”到来时变成了一个狂热的造反派，在一次武斗事件中被打断左腿后，又追求起“养猫喂狗，填词赋诗”的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这个有着驳杂的文化色彩的人物显然只是作家对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一鳞半爪式的记忆与印象的产物，但池莉通过这个形象所要传达出的文化意识却是鲜明而强烈的，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温情、稚嫩、浪漫，在实际的艰难的生存中是脆弱的、无用的，无能与不合时宜是温情与浪漫的实际语义；而知识分子的浪漫又极容易演化为一种道德乌托邦并付诸实践，使之变成一场乱哄哄的广场式狂欢，而狂欢的结果是既害人(平民、民间的遭受伤害)又害己(或颓废或陶渊明式的静心)。
15.4．试析池莉小说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变化。答：作为一位作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孩子和家构成了池莉生活的核心。正是在独立担当家庭责任的过程中，她体验到了普通人“不屈不挠的活”的重要以及由此产生了对知识阶层“无用”的谴责。随着孩子的逐渐成长和家庭的稳定，池莉关注和思考的重心发生了位移，一个迅速膨胀、瞬息万变的外部城市空间吸引了她的视线。基于对“人心似海的现代状态”的认知，池莉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当下的城市经验，尤其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组以及金钱、名利所激发出的物质欲望引发的强烈的心理震荡，构成池莉此一时期文学叙事的焦点。正是对这种“人心似海的现代状态”的积极介入，使池莉小说的故事性大大加强了，或者说是故事的动作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以“烦恼三部曲”为代表的80年代后期作品主要叙述的是日常性经验，心灵内部的波动与隐忍构成了人物与故事的主要形态，而《你以为你是谁》、《云破处》、《来来往往》、《闻鸡起舞》、《小姐你早》、《惊世之作》等作品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加强了对人物外部动作——闻鸡“起舞”与“来来往往”的叙述，她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徘徊、游弋于时代大潮边缘的隔岸观火者，而成了置身于时代大潮之中搏击风浪的弄潮儿，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挣扎与抗争的动作性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