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诗变和中唐两大诗派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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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流水无限似侬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还晴。

刘禹锡个性豪放,是中唐诗人最能体现盛唐精神遗意的一位诗人。他往往不会被愁苦的心情纠缠,而是从乐观的一面理解生活,表现了不屈的精神。他的小诗《秋日》最能见此。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悲秋的情结从宋玉《九辩》以来,成为古典诗歌中的一个传统。而刘禹锡则反其意而言秋日胜春,主要在于秋高气爽,晴空排鹤的诗意画面。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歌个性。《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

从都人看桃花的时俗,以嘲讽的意味点出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一些元和新贵,独占风流的俗态。当时就有人以为此诗有意讥讽,用以媒蘖罪名。四年之后,刘禹锡复官主客郎中,有《再游玄都观绝句》: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改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名噪一时的玄都观桃花在四年之后已经凋零,惟有兔葵燕麦摇荡春风,而当年种桃之人已经不在,遭贬的诗人再回京城。表现了在政治浮沉、世事荡涤之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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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时的风流姿态总是好景不长,而屡遭打击的刘郎却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看到了新贵倒台的下场。以桃花的盛衰变异,寄托了政局世事的变迁,诗人作为一个曾经的当事人以此讥讽,是挑衅和精神的较量,体现了他在政治上不屈的精神和斗争的豪迈。

刘禹锡长期的贬谪生活非但没有消磨他的豪爽精神,而且他还用富有哲理的诗意来解释人世推新的规律。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宝历二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白居易罢苏州刺史,同时返京,相遇于扬子津,同游扬州、楚州。白居易作《赠刘二十八使君》云:“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对刘禹锡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表示同情和不平。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首联两句就接上白居易诗的结尾总结自己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刘禹锡从永贞元年开始先后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这些地方都在巴蜀之间。所以,诗人说自己这二十三年都置身于巴山蜀水的荒凉之所。二十三年被抛弃的命运,就在这巴蜀之间凄凄惶惶的过了。二十三年之后,诗人终于结束了这种不平在遭遇,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归来的感受又如何呢?中间两联就说自己“寻找归来世界”的振荡。正始时的名士嵇康,博综技艺,妙解音律,而尤善操琴,与吕安、向秀交情甚厚,后来嵇康遭人陷害而处死,临刑之时,顾视日影,索琴奏之,神色自若。再后来向秀西行而经过嵇康故居,时当深冬,日冷冰寒,邻人有吹笛者,音声寥亮。故而思念往日朋侣交游之欢,不胜凄然,作《思旧赋》。刘禹锡说自归来,往日朋辈多已物故,自己只能黯然默吟《思旧赋》以诉哀思了。任昉《述异记》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晋时一个叫王质的人,砍樵入山,看见几个小孩子一边下棋一边唱歌谣,就在那里观看,一个小孩给了他一个枣核大小的东西含在口里,所以也不觉得饥饿。过了一会,小孩告诉他,为什么还不回去。他起来看时,斧头的木柄早已腐朽烂尽了。回到乡里,他的同代人早已没有存者了。这是一个遇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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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出时移世易之速。诗人用来表明自己归来后恍若隔世的迷茫之感。所谓“二十三年弃置身”,这种抛弃,不仅仅是被抛弃到一个边远荒凉的地方,而且也包含了被时代人生抛弃的悲剧。所以诗人说自己是一条在时代的长河流水中沉沦的帆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千万艘船只,乘风破浪,扬帆而去,遗落下自己永远消沉的残躯,是一棵在生命的春天里病枯的树木,只能默默地陪衬着千万棵树木,绿叶葱茏,生意欣欣,嘲讽着自己偶尔的颠蹶与永远的枯槁。一个积蓄饱满的生命就这样废弃在人生的中途。然而,反过来理解则是自己的埋没与废弃并不能阻碍世事的发展,人生长河上百舸争流,青春岁月里,万木竞艳,总是新旧更迭的。这是一个哲理,也藉以解脱因为生命废弃而产生的郁闷,反而达观而富有宏阔的精神内涵。白居易显然识得此中的苦涩,为刘禹锡唱出了不平之歌。刘禹锡沉沉靡靡的心态,在这些许的同情中找到了慰籍,在这酒力的兴奋中找到了暂时的开朗,抖擞出一句空虚的豪言,浪得无谓的轻松。正好回应了白居易的致意,表达自己的恳谢之情。

刘禹锡的怀古之作是中唐绝调。七律《西塞山怀古》格调慷慨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在今湖北省大冶县东长江边上。《西塞山怀古》是刘禹锡在长庆四年秋由夔州刺史改任和州刺史赴任途中经过此地所作。《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松之注引干宝《晋记》云:“王濬治船于蜀,吾彦取其流柹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皓弗从。”吴的建平就是唐时的夔州。这次刘禹锡从夔州沿江而下,这好经历了当年王濬兴兵的踪迹,所以,诗人就从此生出了怀古的思绪。

前四句就写王濬伐吴的故事。《晋书·王濬传》记载王濬为益州刺史后:“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船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骑马往来。又画鷁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阳,克之。”这就是诗中的“王濬楼船下益州”。晋武帝司马炎君臣经营十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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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攻吴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了,诗人就从这最严峻最威武的一刻笔饱墨酣地写起。三国势力,就是凭借着长江天堑而割据的,当年曹操南下,就是因为不习水战而败北的,如今又是以北伐南,但是情势截然不同。首先占据了长江上游的重镇益州,又建造了无坚不摧的楼船,浩浩荡荡,居高临下,东向以伐诸侯。诗人就史实而叙述,突出“楼船”和“益州”的临“下”之威,就潜藏了决胜的战略优势,并不是虚张声气以唬人。

《晋书·王濬传》又载:“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披甲执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尽断,于是船无所碍”这就是诗中所云的“千寻铁锁沉江底”。吴国荒淫误国,临危之时,惶恐无能,仅凭铁锁横江以当扬威之师,无异于坐以待毙。当铁锥随波、铁锁沉江以后就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了。据王濬传记载,“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皓闻濬军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威势甚盛,莫不破胆。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计,送降文于濬??壬寅,濬入于石头”受孙皓降。这就是“一片降幡出石头”了。从铁锁沉江到降幡出城,两句之间,紧凑对接,刻不容缓。这种紧张就是王濬舟行之速,势不可挡,直破金陵的快捷。这两句把握住关键性的环节和必然性的关系,以俊快之笔一气记下了王濬最辉煌的功绩。

按照严格的历史叙事,前四句就因该按照一三四二的顺序。但是诗人为了在晋吴双方之间建立这种兴替的“必然性”的对应,就将其改为现在的顺序。每联两句之间的空白处,潜在着历史的逻辑。当王濬兴兵于益州之时,千里之外的金陵城就黯然销魂了。古人有言:“秦时,王气者曰:‘东望有天子气’后吴大帝孙权建都建业。”盘踞于钟山的百年王气在益州兵气的比照下,烟消云散了。这句是虚写,但是有了这句,前四句就抵得上一篇《吴亡论》了,不然就只是一篇《王濬传》。诗中一三句和二四句一呼一应,交错而来,一三句为盛事,二四句为衰事,罗列和对应的策略,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解释的雄壮和诗意的滂沱。

后四句诗人才回到“西塞山”。前四句的专注的描述,似乎进入了历史的现场一样,在颈联两句里,诗人才回到数百年后的怀古的现场。面对西塞山上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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