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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和国家》读书笔记
国民经济学11级研究生 高钟琴
我想在写读书笔记之前先理出一个头绪，便于行文的流畅。我不想按照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这本书的章节顺序来写，那样难度太大，连作者本人在重新编写这本书的时候都没能理出一气呵成的逻辑，我也放弃了那种愿景。首先，我要做的就是图解布坎南写作此书的思维路线。第一个图解如下：
互 为 属 性 自由 市场 照理，应该运行得很自在的，却出现了“市场失灵”，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 普遍的国家干预政策
国家似乎成了经济的主导，不受限制的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通过对传统经济学思想的整理和反思，布坎南寻找到了什么？？？
自由 国家 市场 经济模式转变之后，“公共问题”与“政府失败”相继被发现，尤其是70年代以来的“滞胀”问题，让经济学家开始深入反思 布坎南：“市场失灵”不是国家采取宏观干预甚至直接微
观调整的充分条件！我们要回到自由主义的交换经济学！ 1
怎么才能回到自由主义的交换经济学呢？亚当·斯密、维克塞尔、弗兰克．奈特、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给了布坎南启示，他在这本书中传达的就是对市场运行的重新解释。下面是第二个图解：
布坎南的理论框架（四个假设） 第一：市场、政府的经济人范式 第二：交换的政治学和经济学 第三：主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第四：宪法的民主产权制度保障 也就是说，第一个图在布坎南那里成了下面的第三个图解：
民众 一致同意规则 契约（宪法制度或规则） 界定权限制约活动按照宪法或规则界定的权利进行政治或经济活动，即执法 国家或政府 按照宪法或者规则进行改变法律本身和现行成套法律规定的那些活动，即立法 自由 交换的学科，发展的主线 市场
大致的脉络我已经用图示法表达清楚了，接下来的工作，我想根据布坎南在书中的论证，用我认为比较清晰的脉络重新论述一遍。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也因为《同意的计算》这本书开创的公共经济学学科而获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谓公共选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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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就是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所有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依据自由的市场交换能使交换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分析政府决策行为、民众的公共选择行为及两者的关系。（[6]P14）该理论最大的特点应该说有两个，“第一方面是经济学研究的一般化的交换科学，第二方面是人们较为熟悉的有关个人行为的经济人假设”。（[1]P18）
在第一部分，布坎南反复强调，经济学和政治学一样，都是一门交换的学科。这一理论的直接来源应该是亚当．斯密，甚至更早的重农学派，我在富兰克林的经济论文里也看到了类似的相关论述。
首先，经济学不能被定义为选择学科。按照通常的含义，选择是指“在所有可选择的目标中择优选取”，这样的话，运用经济学的行为者在逻辑上就必然被限制在“一个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或者所选择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 （[4]P13）这一模式中。被限于这一模式，经济学很可能就成了基础工具，而数学却成了主要的工具手段甚至主要方法或目的，进而会导致数学对经济学的主宰。这也许是经济学界滥用数学的根源所在。在方法论上，我们也许就不该预先设定一些可行域，经济学的本质就是交换，经济人是在交换中获利，而不是在纯粹的数学模型设计和纯粹计算中获利！同样的，政治活动也是一种交换行为。政治家就像市场上的商品生产者，他们设计公共服务商品销售给选民；选民就像是商品市场上的买者，他们手中的选票就像是钞票，用于购买最合适的公共服务商品。在这种假设下，卖者和买者交换，只要交换双方是自愿的，他们就能获得最大收益，这种交易也是最有效率的。其次，经济学也不能被定义为科学。科学一般用于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特指在相同条件下能反复进行试验并能得到相同结果，它具有真理属性，不单能解释事物的过去，也能预测事物的发展结局和变化结果。很显然，经济学不具有这个特性。把经济学定义成科学，会导致学问的绝对化以及理论知识的唯一性，而唯一性就意味着绝对的合理性与绝对的排他性。如果经济学真成了科学，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学术的单一化和专制化。政治学更加不能定义为科学，政治不是寻找真理，而是在交换中讨价还价。政治一旦与科学划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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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具有了真理特性，自然也就获得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实际操作的排他性。这种道德上的合理性比学术上的专制化更可怕，一旦某个政党的政治主张被夸大成了科学，并因此得到了行为活动上为所欲为的道德合理性和实际操作执行的排他性，那将是它走上专政和独裁统治的开始，它将拒绝一切其它可能性，毁灭一切对自己不利的政治主张，扼杀一切与自己相违背的思想启蒙，进而运用自己的军事独裁和铺天盖地的舆论媒体进行道德文化重塑，最后达到对民众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等全方位的独裁统治！
同样是在第一部分里面，布坎南论述了他的经济人思想。在布坎南那里，他始终坚持理论的自洽性。一个理论的好坏，并不在于它的逻辑论证有多紧凑，更不在于它自身的完满度有多高。一般的学者大抵都不会犯逻辑推导的错误，所以责备他们的理论最好也不要从这方面着手。很有可能出问题的，往往就是他们进行逻辑推导时所站着的基点。布坎南很好的把握了这点，“政治学假设政治家们在竞争和角逐的过程中以公众和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为最终的目标，而经济学家却认为所有的经济个体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同一个人在不同领域内进行的角色和道德逻辑的转换似乎并没有道理”，（[2]P37-38）他对政治学的前提假设进行质疑：为什么同一行为者在不同的学科所根据的行为理性截然相反？“19世纪和20世纪政治-法律-社会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描绘统治者的行为模式，说的更确切些，是未能描绘那些被授权或被批准代理国家或政府行事的人的行为模式。”（[1]P37）传统学说含蓄的把统治者预设为“圣人”，甚至有兰格-勒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统治者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完美逻辑论证。这个假设前提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而频繁出现的“市场失败”现象更让这一预设站不住脚。“只是在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人的假设与政治作为交换范例相结合时，‘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才从人们绝望中走了出来。”（[1]P26）大卫.休谟认为政治学的出发点应该把每个人都想象成一个赖皮，而法学则预设统治者会滥用权力以谋取自身利益。布坎南赞同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性前提假设，在他看来，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这几个学科中应该得到统一。布坎南运用经济人范式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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