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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作中是十分常见的,如选入课本中的辛弃疾的词《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月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可以说全词都是铺陈意象,以一连串的意象直接勾画出一幅恬静的乡村夜景图,描写景物不着一情字,但又处处可见那浸润其中的作者之情。

比,即我们常说的打比喻,通过不同的方式将作者的感情比做它物,或明喻,或暗喻,或象征,把自己的情思直接喻为人或物,使之具有人或物的特征。李白的“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就是将青丝、雪这样的意象直接拿来比喻头发,从而使读者的联想一下子清晰起来,明朗起来,生动起来,给读者以无比鲜明的感受。舒婷的诗“我是你额上破旧的老水车”一句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原因就在于用老水车这一意象来象征“我”与祖国的某种血肉联系,从而使整首诗作细腻而含有丰富的象外之意。

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必须依附于某一事物,要有一个能引起兴的具象,然后使这个具象渗透进作者的感情,从而营造一种意境。创作中白描的使用往往就可看作是一种兴,如臧克家的诗《老马》就是典型的例子。诗人用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老马的形象,它让大车“装个够”“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只是把头“沉重的垂下”,在这里,老马已经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直接的兴起对象,作者以这个形象来寄托不屈的民族个性和作者的赞美之情。所以,兴这种创作手法是既省笔墨又含义深刻。

诗歌主要靠意象来构成诗的意蕴,而诗歌中意象的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并列式组合 将有关的几组具象罗列出来,如杜牧的《江南春》“水村山郭酒旗风”就是并列了水村、山峦、酒、旗、风几组物象,从而让我们领略到了江南春天的特有风情。

对比式组合 选取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物象,互为对立,互为映衬,如高适的《燕歌行》“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一边是拚杀的血腥,一边是醉生梦死的沉迷,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

通感式意象 即把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几种意象沟通起来,互为转化。如舒婷的《路遇》“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间”“铃声把碎碎的花香抛在悸动的长街”,前一句听觉铃声转化成为视觉悬浮,后一句听觉嗅觉与心理感觉交织转换,沟通组合,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境界,铃声能浮,铃声抛花香,使读者不禁为诗人的丰富想像而拍案叫绝。

荒诞式组合 将不合事理逻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象组合,也即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在心理感觉中却能够实现。如李贺的《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鬼唱”二字石破惊天,它仿佛让人听到秋坟中的鬼魂在吟唱鲍照当年抒发“长恨”的诗,以此来抒发作者怀才不遇的沉痛与凄清。诗笔新奇,诡谲多姿,荒诞虚幻中暗合了李诗的鬼才之意。

不管是并列还是对比,是通感还是荒诞,诗歌的意蕴就蕴含在它们的不同组合中,诗歌创作中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诗歌呈现出无穷的魅力。解读诗歌,首先要搞清楚这些最基本的诗意组合,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鉴赏诗歌。 二、诗歌鉴赏的三个层面

一般来讲文学作品都有三个层面,即语言层面、意象层面和意蕴层面。诗歌鉴赏也要从这三个层面入手。

语言层面 毫无疑问,诗有很强的直觉性。诗歌语言高度概括、凝练,极富意蕴,它常常违背一般的语法规范,比一般的文学语言具有更强的陌生感,诗行间常留下许多空白,显示出很强的跳跃性。正是这种跳跃性,才容纳了诗歌更丰富的意象,从而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构筑出使人耳目一新的诗歌意蕴。这种语言艺术特点的形成,多半依靠具象词与抽象词的巧妙嵌合,即有意将抽象词与具象词搭配,构成一种既具体又模糊的虚实相交的境界,从而给读者提供追寻诗人个体感受的信息。新修订的高中语文第三册教材在阅读练习中选取了诗人卞之琳的诗《断章》。卞之琳的诗向以含蓄睿智为读者所喜爱,他常常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世界,以象征的形象暗喻人生哲理,既有丰富生动的艺术感,又蕴含对世界的体验。《断章》这首诗,其语言就生动体现了这种特点:“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诗的表面平淡无奇:桥上有风景,于是你在看;你也构成了风景,于是别人也在看你。在无奇中,让人体会到了画面所蕴含的丰富的生与死、知与不知的宇宙人生的相对性哲理。“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装饰”的是梦,这一语言的搭配极为巧妙,巧就巧在具象词与抽象词的组合,打破了语义的逻辑关系,构成了一种诗意的逻辑,从而大大扩充了诗歌语言的弹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涵,又扩展了诗的表现范围,加深了诗的理意。类似的还有“我喝了一口街上的朦胧”(《记录》)、“呕出一个乳白色的‘唉’”(《黄昏》)等。因此,欣赏诗歌,只有抓住诗歌语言的这种特性反复吟唱,才能深刻领会诗家语高度凝练的特点,从而拎出诗歌中浓缩着的内涵。

意象层面 意象与美育有着不解之缘,具有美的意象的诗,才能给读者以美感。能否创造出新颖独特的美的意象,是衡量诗歌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意象的形成主要用赋、比、兴这三种方法,但只有用那些表面极不相关而实际又有联系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准确、有效地表现自己,根据这个原则产生的意象才能有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这也就涉及诗歌所选定的意象与它所象征的意义之间的融合问题。意象与意义常常不可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之所以催人泪下,是与诗人成功运用暗喻及通感的表现手法,营造出一组组含义深刻的意象分不开的:“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视觉“老水车”与听觉“疲惫的歌”相连,诗人用这种苍凉的意象开头,一下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极佳的诗歌欣赏状态,地老天荒之中去感受那份震撼,那份深厚,数百年的历史沉寂一下跳到了读者面前,开阔而雄浑,苍茫而深沉。“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又将具体意象与抽象意象融为一体,在时空的急剧转捩、对比中,完成了诗人主观情志的表达。而“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这些意象,让我们在最初的震撼过后,又

恍然于它们所代表的强烈思想感情的复杂意义之中,从而使我们从艺术的视角感悟到了这首诗独具的审美情趣,使我们感到诗人内在的精神与诗的意象的一致性。因此,诗的解读离不开对意象本身的把握,诗的创造力、想像力,诗的一切生命力,就在意象的塑造上。读诗,必先读懂意象。

意蕴层面 伴随着意象在脑海的形成和语音节奏感的刺激,读者已经产生了初步的美感,但是如何突破意象表层去体悟诗的意象内蕴即诗的意蕴,是诗歌鉴赏成败的关键。诗的意蕴一般包括审美意蕴和智性意蕴。

当然,优秀诗歌都具有审美性。读诗伊始,读者便开始产生某种精神体验,感到精神的愉悦。但这还不算是审美鉴赏。这次教材修改,选入了20世纪40年代著名诗人穆旦的一首诗《赞美》。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三四十年代的一些现代派诗人彷徨、迷茫,如同迷失在茫茫黑夜中,作品多囿于一己的“小我”,表达的也多是彷徨无助。但穆旦有所不同。他常常在自己的诗中给所塑造的形象以黑暗与光明的哲理,《赞美》这首诗就集中代表了诗人的这种艺术创作风格。诗中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一是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自我,一是“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的农夫。抒情主体在荒凉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在忧郁的森林中,对着在天际爬行的“不移的灰色行列”,诉说自己的“沉默的爱情”,“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阴雨的天气”、“要以带雪的手”和“佝偻的人民拥抱”;这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之情的形象。 而农夫,这“许多孩子的父亲”,“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而又降落”,“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路是无限的悠长”,而他却放下了“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 转”的古代的锄头,坚定地“看着自己”融进了死亡。一个劳动者守望着自己的贫穷、劳苦,然后抛开妻儿老母,抛开一切,一去不回头。这是一个什么形象?他的内质是什么?是什么使得“我”也在为他的离去而痛哭?不言而喻,这两组意象,有着撼人心魄的力量。农夫与我猝然相遇在诗中,各自理解着自己的使命,当芸芸众生昏昏于自我意识的丧失时,我和农夫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着清醒,传达出一种与昏聩的世界格格不入、为寻找光明而粉身碎骨的精神。到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意象的解剖,挖出了诗歌的某些内涵,对作品有了初步的审美体验;然而进一步去体味:在这一荒凉而饥饿的画面里,农夫形象的精神之光开始活跃起来,浮动起来,扩展起来,从而传达出农夫的个性品格——在自身充满动乱、矛盾、苦难和愚昧时,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牺牲自己、改造自己,寻求走向光明的出路,也正因此,“一个民族才能起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农夫这一形象,实际承载着民族历史的内涵,代表着先行者的特定品质,闪耀着民族性格的不朽光华。而我是新生农夫的象征,我与农夫的血肉联系,共同筑就了民族之魂。这正是《赞美》这首诗给我们带来的崇高的美学意蕴,鉴赏到此,才算真正进入到诗歌意蕴层的把握之中,也即进入到诗歌的“智性”意蕴中。

清初诗人多半经过农民革命和满族入关的巨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浪潮的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明末王、李、锺、谭的诗风渐为一般诗人所厌恶。只是各就自己的学力和爱好来进行创作,大抵不拘一格,不名一家。因而出现了清初爱国作家以外的几个不同诗派。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南常熟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清军攻陷南京,谦益降清,仍作礼部侍郎。不久辞归。他是清初最早的诗人,明末已负盛名,主盟文坛数十年。他论诗反对严羽的“妙悟”说,斥为“无知妄论”,为“瞽说”(注:见《唐诗英华序》及《宋玉叔安雅堂集序》、《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主张诗要“有本”(注:见《唐诗

英华序》及《宋玉叔安雅堂集序》、《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以为“国风”、“小雅”、《离骚》及李、杜等人之作从肺腑中出,莫不有本。这是对的,但评严羽则太过。他以达官而兼作者,变节投降后,诗中常常故意表示怀念故国,诋斥清朝,企图掩饰典颜事敌的耻辱。他已经做了“贰臣”,剃发改服,却偏要说什么“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晚年他和杜甫《秋兴》,写了一百二十四首《后秋兴》诗,为《投笔集》,竭力表示恢复故国的愿望,并咒骂清朝和吴三桂,虽然好象很沉痛,但是民族叛徒的罪名是洗刷不了的。他的诗文集乾隆时因其中多触忌讳,下令禁毁。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江南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后屈节事清,官国子监祭酒,不久,请假归。

吴伟业的诗有 一些歌咏明清之际的时事,如《临江参军》、《琵琶行》、《松山哀》、《圆圆曲》等篇,都是他的代表作。《临江参军》通过对杨廷麟的歌颂写卢象升英勇抗清, 战败殉国的事,并反映了明末朝廷内部的矛盾。《琵琶行》叙述从白生曲中和姚常侍口中所听到的先朝旧事。《松山哀》写洪承畴战败降清,甘心为敌人效劳,消灭 抗清力量。诗中写道:“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还忆往时旧部曲,喟然叹息摧心肝。”含有讽刺之意。《圆圆曲》写吴三桂为了夺回爱妾,不惜叛国投敌,合兵反击李自成农民军的事。诗中一开头就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直写。篇末又云:“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委婉中亦含有讽刺,颇为世所传诵。这些诗通过各种重要题材,反映了兴亡大事,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作者本身的污点,对于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民族叛徒,不敢明白揭露他们的罪状,加以口诛笔伐,特别象《圆圆曲》一篇,只是作为一件风流韵事来描摹、咏叹,模糊了其中更重要的主题思想,同时也诬蔑了农民军。这些都是严重的缺点。至于歌行一体,作者最为擅场,其艺术风格诚然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且文词清丽,音节调谐,既微婉含蓄,又沉着痛快,构成吴氏诗歌特别是七言歌行的艺术特色。但他的七言古诗往往辞费而欠简练,又好用典故,使意义隐晦不明,且常有不甚切当或字句不稳之病。

吴伟业还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如《芦洲行》、《直溪吏》写当时官府追逋的酷虐,《捉船行》、《马草行》写虎狼吏役勒索的无厌,《堇山儿》、《临顿儿》写乱离年代儿童被虏掠、被出卖的惨剧。以上六篇是仿杜甫的“三吏”、“三别”而作的,而《堇山儿》更接近古乐府。

吴伟业还有不少律诗写时事,如以《读史杂感》为题的五律十六首,以《杂感》为题的七律二十一首,及以《扬州》为题的七律四首等,感慨兴亡,关心时事,苍凉激楚,凝练深沉。各举一例如下:

漫说黄龙府,须愁朱雀桁。三军朝坐甲,十客夜传觞。王气矜天堑,边书弃御床。江州陈战舰,不敢下浔阳。

——《读史杂感》

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雪深六月天围塞,雨涨千村地入湖。瀚海波涛飞战舰,禁城宫阙起浮屠。关山到处愁征调,愿赐三军所过租。

——《杂感》

清初较早的诗人 还有宋琬和施闰章,号南施北宋。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他曾被人诬告下狱,拘囚三年,险遭 不测之祸,故集中感伤忧患之作特别多,如《感怀》、《听钟鸣》、《悲落叶》、《写哀》、《九哀歌》等,极悲愤沉痛。他的《义虎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它和王猷定的《义虎记》是同一题材故事,描写很细致。他的诗五言古歌行较胜,王士祯以为“间闯杜韩之奥”。七律好作壮语,颇拟放翁,如“九曲流从星宿海,五陵烟锁帝王都”(《登西岳庙万寿阁》)、“少华西来朝白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