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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近代公民思想的萌芽
从人类社会的思想发展史来看，有关公民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公民”一词就是在那个时期首先提出来的，它不仅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同时也蕴含了民主与共和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公民”这一概念的产生，是与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相联系的。而在我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的秦王朝建立以来直到1840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形态，缺乏公民思想产生的必要政治社会基础，因此“公民”这一概念纯粹是“舶来品”，并在我国近代的社会文化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公民、国民的范畴，是从属于一种特定政治观、国家观的概念体系。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语言体系而言，它就是近代以来一种新型国家观输入的结果。①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72年，是中国近代公民思想萌芽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晚清时期。中国近代的公民思想，正是基于晚清时期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各阶级阶层的有识之士对新型国家观的引进而逐渐萌生的。
一、时代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西方国家的武力威慑下，被迫敞开了国门，国家性质从拥有独立主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转变为丧失独立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伴随着一次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在中国国内，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各阶级阶层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对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历程。为了实现强国的根本目的，思想家们起初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经世致用，以林则徐和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代表思想；随后逐步发展到洋务派思想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不触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用西方的科技增强中国的国力和军力；最终发展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改造国民性的层面。
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和魏源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有识之士，主张向西方学习，通过借鉴西方思想来弥补清王朝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落后之处。他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的人。林则徐被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评价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关注西方的发展变化，“以天朝大吏，
①
王振国著：《中国共产党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终日刺探外洋情事”①，希望通过组织起民众的力量“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②。魏源则提出了与林则徐相近的主张，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也认为要有效抵抗西方的侵略，就必须充分动员起民众的力量。林则徐和魏源所说的“长技”，在当时主要是指武器装备和战术战法，但并不完全局限于军事领域的革新。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内容极为丰富，涉及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状况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书中还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国家的著作。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20年间，除了林则徐和魏源等极少数有识之士以外，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从鸦片战争的惨败中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巨大领先优势。直到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再次惨败，清政府才开始痛定思痛，在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推动下，开始了旨在“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指导下，为了维护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而开展的，重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引进。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并随之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和愚民政策无法适应日益动荡而险恶的国内外环境，思想家们又把目光转向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和陈旧的政治制度层面，这就涉及到对新型国家观的引进问题。
二、国家观概说
关于国家的观念是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看待国家，关系到对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个人权利与义务等的理解，而这又是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的根源。因此，研究国家观对解读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观是关于国家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和看法的总称，涉及到国家的基本问题，如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性质、国家结构形式、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等等。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说明和阐释是关于国家的一般理论，也是国家的基本原理。列宁曾经说过：“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③由于对国家问题的认识是说明国家一切现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所以，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些基本问题，就成为正确地回答和解释各种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的基础。
①②
《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6页。 《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7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从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引进发展到变革中国陈旧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层面，必然会涉及到传统的国家观念的转变问题。从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王朝国家观转变为近代国家观，带有历史的必然性。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国家观的转变是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根本目的的。同时，由于在中国自身陈旧的封建政治经济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崭新的近代国家观念，因此，思想家们必然会把目光投向先进的西方国家，从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归纳出全新的国家观学说。此外，思想家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其观察的角度不尽相同，学习的内容又各有侧重，因此，其国家观必然呈现出纷繁芜杂、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具体而言，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国家观有以下特点：
（一）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根本目的
晚清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日趋加强，致使清王朝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由此使中国面临着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在严峻残酷的现实面前，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积极倡导御侮雪耻，救亡图存，变革自强，以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己任。以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认为：中国之所以一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乃至面临着为帝国主义列强所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落后及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中国人的国民性落后，表现为奴性充斥，缺乏爱国心、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意识，对国家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表现得冷漠麻木和毫不关心，导致整个国家缺少凝聚力，在对抗外敌的过程中表现得如同一盘散沙和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任何战斗力和竞争力可言。中国政治制度落后，是思想家们在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提出的改良政治制度的主张，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提出的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全新国家的主张，抑或是清朝统治者自身所进行的预备立宪活动，其根本目的都在于提高和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竞争力，以有效地反抗帝国主义国家日益猖獗的侵略活动，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使中国免遭亡国灭种的灭顶之灾。
（二）国家意识走向近代化
中国古代的国家意识实际上不是一种近代化的民族国家意识，而是一种以君主“家天下”意识为基础的王朝更替意识，其本质是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在
“朕即国家”观念基础上，从历代王朝的治乱成败和兴衰存亡中汲取较为稳妥的统治经验，从而有利于皇权的巩固和朝代的延续。而近代化的国家意识建立于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上，与王朝国家观有着质的区别。首先，国家本身与国家统治者个人是严格区分开的，其次，国家意识与国家主权，与公民或国民的个人权利密不可分，国家意识着眼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分立与整合，着眼于协调国家整体与公民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晚清思想家在学习西方国家的基础上，摒弃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国家观，逐步建立了近代化的国家意识。
（三）国家观念纷繁复杂
国家观念纷繁复杂是晚清思想家国家观的一大特色。这是清末社会政局动荡多变、社会意识急剧变动的现实国家观转变过程中的反映。从道光末年到宣统年间，短短70余载，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传统的专制体制受到怀疑和否定，近代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体制成为清末思想家们学习效仿的对象。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清末思想家们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视角、学习内容的侧重点又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思想家，以英国和日本的国家体制为蓝本，其国家观念立足于保留君主制，在君主制的基础上建立宪政国家；而以孙中山、陈天华、黄兴、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革命派思想家则钟情于法国和美国的共和政体，主张走与法美建国相近或相同的道路，即以革命手段推翻旧的国家体制，建立全新的国家制度。甚至在某些思想家如章太炎的身上，若干种国家学说交织在一起，具有明显的新旧过渡色彩。
三、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国家观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