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中国近代公民思想的开端更新完毕开始阅读22d6e67a168884868762d6d6
缺点和劣根性不仅是中国积贫积弱之最大根源，而且与建设新型国家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必须加以改变，因此欲新国必先新民。
梁启超认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①也就是说，要充分吸收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和改造。所谓新民，就是提高国民素质，造就与新型国家制度相适应的新国民。新民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时代，因此它可以说是中西文化思想化合的产物。对传统思想文化，梁启超“淬厉”其精华。对西方思想文化，梁启超更是“采补”其积极因素以补传统思想文化之不足。
19世纪末，维新改良运动惨痛失败，梁启超不得不逃往日本寻求政治庇护。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接触、接受了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倡导共和体制和新的国家观，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民识、民智对于建立新式政治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新的国家观念成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重要基础。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迅速认定长久以来维新志士孜孜以求的立宪改良之所以失败，是与民智基础息息相关的，因此鼎力倾心于开启民智。他提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立宪政体必民智既开，然后能行之”②。1898年，败亡日本不足3个月，梁启超即创办《清议报》，并厘定头条宗旨“激发国民之正气”。第二年10月，他又发表著述，详陈自己关于国家、国民关系的新界说，并明确提出了他关于“国民”的见解：“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为国民。”③此后两年间，更深入地接触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后，梁启超认定西方诸家学说中“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为此，1901年11月至12月，他又撰述《卢梭学案》，系统介绍卢梭的国家学说，并对卢梭的国家学说推崇备至。他全面阐述了卢梭的国家起源论、主权在民说、平等、自由等内容的国家学说，认为中国积弱不振固然是封建专制政体造成的，但与中国人民长期不觉悟，全然不知自己的权利、责任而甘愿受人奴役的国民性也不无联系，如果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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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页。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页。 ③
梁启超著：《梁启超选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20页。
能觉悟过来，充分发挥自己在国家中的主导作用，那么中国是可以独立并逐步强盛起来的。
基于爱国心薄弱为中国致弱的“最大根源”、“病源之源”的认识，梁启超更为提倡“国家思想”，这也是梁启超国家观的一大鲜明特色。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欲成为国家主人、成为国民，首先必须养成国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封建的朝廷，没有人民的国家，实行的是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国家成为君主一人之天下，人民没有主权，不能参掌国家政权。在人们的观念中，国家即等于朝廷，爱国就等于忠君。既然朝廷代表的是某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改朝换代只不过标志着不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与一般民众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这种“家天下”的封建专制传统造成了民众国家意识淡薄、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的严重后果。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①他认为国家思想有“四义”：首先是国家的起源问题。梁启超认为人们由于单靠一己之力无法抗御风险，而相互帮助、团结起来，捍卫群体的共同利益。其次是国家与政府（朝廷）的关系问题。梁启超用了几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二者的关系：“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夫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为事务所而立乎？会馆为村市而设乎，抑村市为会馆而设乎，不待辨而知矣。”②由此梁启超得出结论：国家和政府的性质相同，但是国家的地位显然高于政府，国家较政府为重，专制统治者个人绝对不能代表国家。再次是国民的国家意识问题。国家意识首先体现在国民能够区分本国与外国，其次体现在国民甘愿为国家利益而奉献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为挽救国家危亡不惜流血牺牲。最后是国家意识与世界大同的矛盾问题。梁启超认为世界大同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了，也会导致竞争和文明进步的停止，人类将又返回到野蛮的“部民”时代。
梁启超对新民的本质进行了探讨。首先是“新民德”。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中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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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页。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17页。
之公德”①。在梁启超看来，私德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指有助于个人道德完善的那些道德价值观；公德指的是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讲个人对于社会、群体、国家应尽的义务，指的是促进群体凝聚力的道德价值观。公德即合群之德，国是最大的群体，所以，公德意识要求新民人格尽报群报国之义务。梁启超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有无公德与公德之盛衰，是关系这个民族存亡的大问题。公德和私德本应是并行不悖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私德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公德几乎没有发展，人们的公德观念极为淡薄；而私德发达导致民众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恶果。因此当务之急在提倡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②。梁启超在强调公德重要的同时，也强调私德，对公德意识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否认私德，他认为私德也十分重要。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只有在每一个国民都具备良好私德的前提下，良好的公德才能够培育出来。其次是健全的权利和义务观念。梁启超指出，由于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的压制，中国人已“愈制而愈驯”，权利观念则“愈冲而愈淡”，人民已安于无权的奴隶地位。因此，今日欲培养国民意识，当务之急是树立中国人的权利思想。但是，“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③，因此在培养权利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树立义务观念，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再次是自治能力。在梁启超看来，培养新民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政治能力的培养。他认为，政治能力的重要内容是自治力。只有能自治，才能摆脱被治的地位。他指出，自治乃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因此，中国是否能实行民主政治，主要取决于中国人的自治力。培养中国人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乃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最后是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要独立自主，其基础也就是具有独立性的“新民”。他指出，西方国家正是多年来重视国民的个性发展，实现人人自强、自立，各种潜在素质得到充分发挥，才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使国人的主体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个人自由受到禁锢，只能以君主与圣贤的意志、是非、善恶为标准，丧失了自己判断是非、善恶的独立人格，形成了奴隶的习性。中华民族缺乏的是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中国国民缺乏的是个性独立的自强精神，人们自卑、自弃，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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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页。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页。 ③
梁启超著：《梁启超选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情愿地居于奴隶地位。梁启超大力揭露、批判国人当时普遍具有的奴性，热情讴歌、提倡自由。梁启超着重指出，要使国民具有独立，自治的人格，就要追求实现自由。同时，国家先于个人，个人的自由有赖于国家的自由。个人必须具有自由的人格，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个人自由必须服从国家、民族追求独立自由的大局。
在梁启超看来，要“新民”必须在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容纳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新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才能培养出新民，由这样的新民治理国家，才有可能达到强国的目的。在新民的途径选择问题上，梁启超主张从教育人手，通过“开民智”来塑造一代新型国民，“以教育为主脑??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①。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从根本上反对以革命开民智，他认为必先“新民”，才能行破坏之实。归根到底，梁启超还是把新民的根本途径归结为教育。梁启超把教育民众的责任归结到以自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梁启超希望通过教育来向广大民众灌输自由、独立、平等、尚武之精神，以改造中国国民“劣下之根性”，促使国民的觉醒，以达到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目的。
梁启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场上，强调教育新民，把新民运动和暴力革命根本对立起来，尽管提出了新民思想，但他没有能够找到造就“新民”的正确途径。他片面强调没有新民就不能建立新政府，只强调改良，希望统治者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对革命却避而不谈，将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系统、完整提出新民思想的第一人，是新民运动的先驱者。他强调教育新民，但是他割裂了革命与教育的辩证关系，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他没有认识到在中国近代社会，只有革命在短时期内能给旧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对人们形成新的思想观念更有益处。在中国，只有实行革命而不是改良才能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国家。因此他的新民教育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也没有能够找到一条造就中国新民之路。新民思想有着重要的社会思想意义。但由于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具有先天的保守性、动摇性和不彻底性，所以他的新民思想不可避免的会有诸多缺陷，最终导致该思想在付诸实践过程中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严复的国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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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