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中国近代公民思想的开端更新完毕开始阅读22d6e67a168884868762d6d6
严复（1854-1921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国家观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他以近代西方政治学的视角，以社会进化论为主要方法论对国家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解读。
严复国家观思想的深刻根源是社会进化论。严复翻译出版了赫青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半部，译著名为《天演论》，社会进化论思想就集中于这部译著中。严复在承认自然界、生物界普遍进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的人类社会同样也适用进化规律。在严复看来，物竞与天择是天演进化本体关系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手段，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是进化的普遍性原则。在强调普遍进化原则的基础上，严复依据科学知识驳斥了中国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僵化观念。进化既是事物内部发展所要求的，更是事物外部所逼迫的。中国要在恶劣的国内外环境中生存惟有维新变法一途。
在社会进化论指导下，严复对国家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问题。在严复看来，要树立一种崭新的国家观，高扬国家独立和主权意识，关键在于改国家从属于一姓一家的王朝为“以公治众”的现代国家。树立现代国家观念，首先要建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国家学说。为此，严复积极引介西方近现代国家理论，通过译作及以此为基础所作的阐发，先后从国家的起源、特征与功能、国家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阐说，以启蒙民众，树立崭新的现代国家观。在中国政治从传统“天下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中，严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严复深刻认识到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贫富分化，使社会分裂为对抗阶级之后应运而生的。国家的产生并不是人类文明的倒退，相反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开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国家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而国家又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一切因其自然，而生公理，非先设成心，察其离合”①。“如冶化学，欲知氢氧之合而为水，取而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者”；“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②。国家为“政治家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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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云昆编：《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卢云昆编：《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和为群”的产物。对于国家的本质，严复也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是民众的集合体，进而严厉批判了君主专制的国家形式。
严复按照不同的标准，把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以文明发展程度为标准，把国家分成“草昧国家”与“文明国家”，草昧国家有的是由团体发展而来，这种国家的形成，有的是由宗族发展而来，有的是由宗教发展而来，是国家发展的初级模式。第二类是以人口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为标准，把国家分为市府国家和邦域国家。市府国家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其国土面积狭小、人口较少，但是风俗政教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只是国力有限。出于安全的需要，市府国家一般都据险而建。与市府国家相比，邦域国家国土面积广袤、人口众多，近代以来的国家基本上都可认为是邦域国家。一般来说，邦域国家是由联合或兼并而成，一般都建立在较为平坦开阔的平原地区，生活条件较为优越。邦域国家由于地广人多，为了便于实行统治，大多采取地方自治制度，这是邦域国家与市府国家的区别。邦域国家还可以分成两种，既“一统”与“合众”。合众邦域国家因联合的紧密程度分为了两种，一种是联邦制，如北美、德意志、瑞士，“虽所合有自主自治之权。然以统于一尊，或为合切密，尚不失为独立之团体”①；一种是邦联制，其特点是“合者愈轻，不能视为独立团体，不可更称为国家”②。第三类是从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分为自然形成之国和非自然形成之国。自然形成之国包括宗法国家、神权国家和真正国家（也可称为契约国家，或军国国家）。宗法国家是人类最初的国家形式，神权国家也称为宗教国家，是宗法国家之外的另一种国家形式，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教会神权，世俗的国王必须由教皇加冕才具有其合法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教会的势力渐成减弱之势，国家与教会，神权与政权逐渐分离。军国国家在最初建立的时候和神权国家相近，慢慢地才演变为“政权最尊”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是继宗法、宗教国家之后的新的国家发展阶段。非自然之国，也被严复称为“第四种国家”。这类国家不以同种、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护”为合，惟以压力。最初“以威力、以恐怖”为始，形成后以“驯服”、“渐忘”为统治工具。严复认为，这种人为强制形成的国家，实为“亡国之民”，虽有国家，实非国家。严复对国家的认识和分类与他所处的时代是相一致的，即从古典国家形态向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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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云昆编：《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卢云昆编：《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中，严复依据斯宾塞的生物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观念，将国家的强盛和衰弱的原因归结为民力、民智、民德，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严复指出：“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①“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②。在严复看来，人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前提，变革社会，首先要改造国民性。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得出了民族强弱存亡关键在于国民素质的结论。严复一直忧虑中国的国民素质，认为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人在民智、民力、民德三方面都略逊一筹，从思维到行为，都已经习惯了“臣民”的角色，缺乏国家观念和自主意识，对国家及社会持冷漠态度，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一己私利。这种状况，显然与现代国家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符。严复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以国民素质为基础，若冒进图快，国民素质跟不上，“虽以术为之”，日久必废。因此，严复主张逐步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
严复坚信实行宪政、设立议院是中国政治改革和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根据国家的政治现状，严复认为，中国宪政应学习英国模式。严复社会变革的核心观念是反对激进，主张渐进，他并不赞成激进的革命，而是主张从教育入手，废八股、引西学，开民智，通过渐进的改良建立新型的国家。开民智的主要途径是以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念启蒙国民。在严复看来，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平等、民主都由自由衍生，他深刻认识到西方宪政民主体制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③的政治体制，这就是西方国家远强于中国的根本原因。严复确信自由是西方社会的本质，并从自由本质出发分析民主，把民主定位为自由本质的政治表现形式。自由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便是言论、思想、出版、集会、结社等诸项自由。其中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政治自由的集中表现和关键所在。在严复那里，“自由”被压缩在了社会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范围内，被概括为衡量社会效果的工具，因而也是达到国家富强的根本手段。严复通过“群己权界”的概念，界定了个人权利和国家有限的权力，从而道破了宪政体制的实质，即限制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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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8页。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 ③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保障个人自由。针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严复提出了“国群自由”和“小己自由”这一对概念。“国群自由”指的是国家的独立自主
①以及不受强国的牵制，“外对于邻敌，为独立之民群，此全体之自由也”；而“小
己自由”指的是个人自由。严复在关注“小己自由”的同时，强调“小己自由”只能够在“国群自由”下才能够实现。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凌，割地、赔款，主权丧失殆尽，国家面临着被瓜分的险境，因而国家的自由与强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争取国家的自由，中华民族只有当亡国奴和被奴役的自由，其他自由更是无从谈起。严复希望国民在努力争取国家自由之后，获得自身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操。
综观严复的国家观思想，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倡导社会进步观念，以政治自由为理想中的宪政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激励国人奋进、自强，因而成了思想启蒙的重要理论武器，在当时传统封闭的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成为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先导。
四、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的国家观
在改良派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力量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之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94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经上海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遭到拒绝，使孙中山通过改良改造中国的理想破灭，于是他远赴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但在当时中国国内，革命派并没有获得民众的认同。
1898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短暂而急促的“百日维新”被扼杀，改良派希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内政改革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梦想被彻底打碎。尤其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政府的腐败暴露无遗，人们对它已经绝望。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革命的声势日张，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流。在1911至1905年间，革命势力大大地激荡起来，先后出现100多个革命团体。1905年 8月成立了全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为埋葬代代相承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准备了可靠的条件。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来压力的逼迫下被动发生的，因此显现出近代化和半殖民地化同步运行的特色。一个被异族征服者所统治、为外来势力所主宰，从而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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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