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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故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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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他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防止产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
民生问题。银行、铁道、航路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由国家统一经营管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经济，是节制资本的要旨。他还指出，在节制私人资本的同时，还是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即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这种主张颇有些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倡导共和革命，用三民主义思想引导人们为“建立民国”和“捍卫民国”而斗争。他的近代国家思想以三民主义为主要理论形态，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系统的国家学说。
（二）陈天华的国家观
陈天华（1875-1905年）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杰出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清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他是较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一。陈天华成长的时代，正是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他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初，陈天华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他虽也痛恨代表满洲贵族利益的清政府曾疯狂屠杀汉人和实行民族压迫的罪行，但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认为只要清政府能以保国为念，不将国土、人民割送外人，他愿在清政府的领导下，与外敌血战到底。然而事实证明，清朝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已经不惜出卖国家、出卖民族，充当“洋人的奴仆”，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陈天华为现实所激，在1903年留学日本期间，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从一开始的反帝爱国转到为反清革命，同时又把这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要求在中国建立新型国家制度，并以国家制度的革新促成国家的富强，以反对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
陈天华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他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已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划分了在华的势力范围，把中国十八省都划在他们的势力圈内，使中国处于随时都可能被瓜分豆剖的境地。他们屡次侵犯中国，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各种侵略特权，这是中华民族亡国亡种的祸根所在。为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陈天华在其《警世钟》一书中用炽烈的文字给人们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中国形势图：“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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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著：《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与此同时，陈天华猛烈抨击了清政府投降卖国的无耻行径。清政府为了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腐朽统治，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求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持，心甘情愿地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帮助帝国主义压榨和剥削中国人民。陈天华历数清朝专制统治的罪恶，一再申述清朝统治早已名存实亡。当权者身居高位，却丝毫不顾人民死活，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欺压老百姓，而且顽固守旧，不肯变法。对于洋人，则卑躬屈膝，外国侵略一兴兵来犯，不管打得赢，打不赢，一味地只知妥协退让，以割地赔款来熄灭战火。陈天华指出，清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完全是按帝国主义的旨意办事的，只有把它推翻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陈天华始终将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同时又把反帝救国和反清革命有机结合在一起，他在《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中反复阐述了这两者的关系，把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道理说得淋漓尽致。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视革命为救国救世之良方。他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要灭亡中国的国家实体，而且要灭亡整个中华民族，因此强调国民要具备强烈的爱国意识，言行以有大利于国为宗旨。他非常推崇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认为那种爱财利己，害国伤民的事是万万不能做的。在他看来，如果人人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则十年二十年之后，未始不可转危为安。他认为“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
①希望也”。他要求国民必须把个人的眼前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千万不要草率行事，凡事要以大局为先。陈天华十分注重舆论宣传之于爱国的作用，认为救国思想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才能够逐步深入人心。爱国表现为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以推翻满清政府为己任。
对中国古代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忠孝”观念，陈天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作了合乎实际的评价。他认为古来的陋儒，不说忠国，只说忠君，显然失之偏颇。他要求人们时刻牢记“国家”二字，努力做到“尽忠报国”，像文天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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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235页。
人那样为国死节。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他认为保国为第一等义，个人之富贵为第二等义。国民应时时刻刻以替国家出力为心，不可仅顾一己之利。革命者投身于革命不可出于功名心，惟当出于责任心而无所利，功不必自己出，利不必自己居，目的苟达，则奉身而退，无所私焉。
陈天华指出，国民对于国家，必完全享有国家的权利，也必要担任国家的义务。“权利是要去争，不是可以坐得，又不是可以哀求，并不是空空不尽义务”①。在诸多权利中，政治参与权首当其冲，是要拼死拼命去争的。至于义务，即为各人本分内所当做之事，所当负之责。陈天华希望全体国民养成尽义务守秩序的现代国民精神。
陈天华认为，所谓国民，即是言民为国的主人，非是言民为国的奴隶。在他看来，非使人人有国民思想，则不能立于优胜劣败之场。在陈天华看来，理想的国民应具有独立自由平等、合群团结尚武之精神。所谓独立，首先必须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独立，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摆脱出来。所谓自由，主要是总体的自由而不是非个人的自由。他反对曲解自由的含义，指出：“近来青年误解自由，以不服从规则、违抗尊长为能，以爱国为饰，而先牺牲一切私德。此之结果，不言可想。”②所谓平等，首先应当是男女的平等。陈天华旗帜鲜明地反对重男轻女，认为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贻害不浅。中国有四亿人，妇女占一半比例。亡国灭种的惨祸，无论男女国民概不能免，因此妇女也应勇于承担起救国的责任。陈天华认为，国人的合群团结至关重要，“中国虽说有四万万个人，即是有四万万个心，如散沙一般，所以弱到这个地步”③。如果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同抵制外国，一切大祸可免。苟万众一心，舍死向前，吾恐外人食之不得下咽。而合群团结最后需要落实在国民的尚武精神上，“人人有尚武精神”则国难消弭指日可待。
综上所述，陈天华的国家观对促进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勃兴，推动社会各界投身救亡图存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陈天华的国家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国家利益至上；在国民权利义务关系上，主张权利义务的对等；在国民人格塑造上，主张国民应具有独立自由平等、合群团结尚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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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 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③
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
精神。陈天华的国家观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的现实需要。
（三）黄兴的国家观
黄兴（1874-1916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领导人之一。黄兴的政治主张集中反映在他的国家观上。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多次发表演说，组织各种团体，书信往返，函电交驰，阐述他的建国主张。
黄兴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倡导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为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实行“平民政治”是黄兴国家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黄兴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等人的人民主权学说，主张国家为人民所共有。他说：“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①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愈演愈烈之时，黄兴不畏强暴，毅然主张用法律来约束袁世凯之类的“独夫民贼”，用法律巩固共和政体，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和民主权利。他说：“人民被治于法治之下，得享受法律之自由；人民被治于专制政府之下，生杀由一人之喜怒，无所谓法律，人民之生命财产，无法律正当之保护，民权亦从此泯绝。”②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黄兴把制定宪法列为建设共和国家的第一要义，并把它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盖此后吾民国于事实上，将演出如何政体，将来政治上之影响良恶如何，全视民国宪法如何始能断定”③。黄兴极为关注宪法的优劣，认为优良的宪法可以使国家强盛，反之则会使国家渐趋式微。黄兴在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极力主张国民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诸方面的自由。他认为自由平等，乃天赋之人权，应当予以法律保护。黄兴指出国民的自由是受法律限制的自由，真正的国民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由权利。
黄兴对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中国近代在同盟会成立以前是没有真正意义的政党的，也没有近代政党政治理论。有的只是中国古代的“朋党”“会党”观，从秦到清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一直存在反对结党的传统观念和政治思想，各朝各代的君主为了巩固专制统治，历来就视大臣的结党结社为大敌，并且统治者还把这种观念灌输给他的被统治者，所以历来就有“吾闻君子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等观念。这些观念是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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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著：《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5页。 黄兴著：《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1页。 ③
黄兴著：《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