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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在像宋太宗雍熙年间那样政治清明,我已自不量力地许诺,要抓住这大好时机在治理地方有所作为。《嘉靖·常德府志》将应履平列为“名宦”。说他“存心爱民,事有不便者力马除之。郡每岁输麦,征敛甚艰,履平以此地不宜麦宜代以米事,闻诏许之,民大悦”。

综上所述,有文字记载的资料表明,自隋樊子盖因善卷德行改枉山为善德山以来,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尤其是治理常德的地方长官,或修坛建祠,以供人们祭祀;或吟诗作赋,因个人经历情趣不同,从不同侧面感受、学习和弘扬善卷的德行。善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有德的德山,而且熔铸为整个“常德”——不可释之为德行永驻吗,《老子》就有“为天下溪,常德不离”。 三、善卷先生德行的评价

善卷先生如此受人景仰,其德行究竟表现在哪里,有何价值呢?我认为古人的记载和传闻是两个方面,先贤们的感受和缅怀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庄子》记载的善卷让王,辞天下而不受;二是《吕览》所说的尧称颂善卷“德行达智”,实施教化,开启民智。下面,我也仅就这两个方面谈些个人的认识。

关于第一个方面,庄子把善卷描写成“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得道之人。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关于“道”,老子的解释是:有这样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它比天地的形成还要早,听不见,看不见,它不靠外力而存在,永远循环往复地运行着,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的根源。我不知道应叫它什么好,就叫做“道”,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大”?輥?輯?訛。道对于万物的关系,“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輥?輰?訛,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而不自以为尽了力,作为万物的官司长而不对它们宰制。于是“道”的特点便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輥?輱?訛。“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因此“道”是“无不为”的;但“道”并不是有意志目的地构成世界万物,所以它又是“无为”的。“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规律。老子又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与“德”之所以珍贵重要,就在于它崇尚自然。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这些思想,但他的缺点是把这一思想推向极端,滑向相对主义,并且势必陷入虚无主义。庄子描写的善卷的“逍遥于天地之间”,就是老子讲的崇尚自然,主张不因世俗而违背自然本性。当然,此处表现了一种消极遁世的思想。但是,我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善卷所处的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时期,纷争愈来愈激烈,争名夺利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民希望安宁,于是那些不为名利所动、甘愿清贫淡泊的人,反而为社会所敬重。此时的“遁世”便成为一种美德。况且,在当时的社会环

境下,“遁世”不是一般常人尤其是有了一定成就和影响的名人所能做到的。可以设想,在一个物欲泛滥的社会,那些不为金钱所动的人难道不值得称赞吗?

《吕氏春秋》集杂家所长,它根据老庄哲学关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运用于政治提出了虚君而治的主张。它要求君主养性保真,以达到无为治,“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輥?輲?訛。君主不应该去做本应该由臣子做的事。“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宜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輥?輳?訛君主的作为反而使自己的威信日益减损,人臣势力日渐扩大,搅乱了尊卑上下的君臣关系,所以说:“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輥?輴?訛

可见,《吕氏春秋》的“无为”,虽然取源于道家,但它又不同于老庄道家的“绝圣弃智”的绝对无为,其目的也不在于使人类退回到小国寡民,甚至混沌不分的原始状态中去,而为治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服务。因此,《吕氏春秋》基于上述认识,它对于“辞让”的解释要较庄子深刻得多。我在上文提到《吕氏春秋·长利》篇,记载了禹见伯成子高的故事,值得一读: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行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君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同悦),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协而耰,遂不顾。夫为诸侯,名显荣,实佚乐,继嗣皆得其泽,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然而辞为诸侯者,以禁后世之乱也。”?輥?輵?訛

由上文可见,受人称道的德行高尚的“遁世”者,是由一定环境决定的。伯成子高在尧、舜时代甘心情愿地接受委托当“诸侯”,只是到了禹继位后便辞去诸侯从事耕种。他并不是闹意气,他说了一段很有见地的话,意思是:“尧的时候,不奖赏,可是人们却勉力向善;不惩罚,可是人们却畏惧为非。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怨恨,不知道什么是高兴,就像小孩子一样和悦。现在奖赏和惩罚很频繁,可是人们却争利而且不顺服,道德从此衰微了,谋私利的事从此兴起了,后世的混乱从此开始了。”最后他竟不客气地对禹说:“先生您为什么不走呢?您不要打扰我耕种的事呀!”作者最后发的一番议论也很深刻:当个诸侯,名声显赫荣耀,实

际情况又很安逸快乐,后嗣都能得到恩惠,这些,伯成子高不须问便能知道,然而他却推辞不当诸侯,这是为了以此制止后世的混乱啊! 当然,社会需要力挽狂澜的入世者。他们中不乏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小人,在这种环境下,“天下大器尚不欲,万古虚名岂愿留”的隐者难道不值得称颂吗?

也有人分析,善卷辞天下不受是知道尧慧眼识真珠而选准舜有治理天下的才干,不愿意越俎代庖。如刘禹锡的诗就包含这种意思:“先生见尧心,相与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薮。”晚唐诗人蔡昆也说:“当时为有重华(即舜帝)出,不是先生傲帝尧。”《淮南子·俶真训》还从“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的角度评价善卷、许由辞天下的道行。意思是说他们之所以不争名夺利,表现超常人的美德,因为是处在尧舜之世,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循其道”。所以这些当然有道理,但我认为它不及《吕览》所说的力挽颓败的世风深刻。况且不为虚名所累,即使在尧、舜、禹的治世也同样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美德。

关于第二个方面,即《吕氏春秋·下贤》篇记的尧被善卷的“德行达智”所感动,拜善卷为师,其具体表现是施教化、开民智。

善卷,在《吕氏春秋》中写为“善绻”,可以训诂为善于书卷,视为书神,正如中国传统中祝融为火神、冯夷为水神一样,善卷是古人构想的知识传播者的形象。因此,我认为钟毓龙先生的《上古神话演义》描写善卷在大禹破三苗之后到湘西酉山保护黄帝的藏书是很有意义的。善卷终其一生,主要功绩是开启民智,把已有的中国文化传播给蛮荒之地。早在黄帝时,仓颉就创造了文字,汉族文化明显地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常德原属古荆州,是汉族和湘川黔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连接处,两种文化在这里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传说沅陵大小酉山有黄帝的藏书洞,这就说明汉文化已经在荆蛮之地建立了据点,善卷正是利用这一据点施教化、开民智的。

当然,善卷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但是神农、仓颉等人何尝又不是呢?按理,研究一位传说人物的籍贯没有多大意义。但是,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始于中原,因此说善卷也是从北方来江南的,代表中华文明的南移。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江南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近年常德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常德地区已发现近500处。澧县彭头山遗址,为中国和世界找到了水稻农业文明最早的源头树起了最早的历史丰碑,

并伴随着产生了中国和世界最早的刻符文字。澧县城头山遗址 ,已被考古确定为6000年前的城市遗址。这就是说,当河姆渡人还处于母系制繁荣阶段的时候,这儿已形成了文明社会的又一标志——城市。城头山城址把中国文明社会至少提前了2000年,如算到彭头山,算到发现的8000多年前的古稻,则又提前了五六千年。1992年全国炎黄研究会的报道说中国是一万年文明古国,主要依据是澧县彭头山的稻壳和陶符文字。因此,我认为无论善卷是确有其人,还是虚构的一位开化民智的神,他都不是来自北方,首先是史无记载;其次,更重要的一点,因为沅澧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块土地能够诞生如斯人物。我认为善卷是我们常德人,善卷即使是神,也是常德地方诞生的神。这是由常德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武陵,远古为三苗之地,其首领和共工、驩兜、鲧等人被冠以“四凶”之号,后被华夏征服后,苗人名号被荆人、楚蛮所代替。周代初期,江、汉流域的苗人,仍归附于周王室。成王时代,帝颛顼之后裔熊绎受封于楚蛮。春秋、战国之际,楚国成为七雄、五霸之一。随着楚国势力的向外扩张,境内蛮夷便慢慢向西、南方向迁徙。秦昭襄王时数次派兵攻楚,特别是白起攻破楚都郢城之后,又取楚地巫郡及黔中郡。《后汉书·南蛮传》云:“秦昭王使白起伐楚,掠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秦时,黔中郡治在临沅(即常德),辖境相当于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以及四川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北一带,境内少数民族称黔中蛮;后武陵郡改治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而蛮名则改称武陵;又因其有雄、樠、酉、潕、辰五溪,至东汉又称五溪蛮,但史籍一般称武陵蛮。善卷居住枉渚,当地人被称为枉人,这都是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和其土著的贬称。统治者在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也必须辅以文教感化。在大禹时代,征讨无济后,“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輥?輶?訛。可见,善卷是时代呼唤的英雄,也是时代造就的英雄,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华民族最早表彰的“模范教师”。

以上两个方面,即“让王”与施教化,可以总括为“善”。所以古人说“人知善卷之善乃卷所得之道,而非卷所得之姓”。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不能简单地认为善卷,即姓善名卷,它有更深的寓意。隋朗州刺史樊子盖改枉山为善德山,也是基于这一认识。汉代董仲舒说:“尧舜德彰而身自尊,善卷德积而名显。善在是则尧舜之道在是,尧舜之道在是则善亦在是。”善卷与尧舜一样,千古受人称道。

原载《常德德山山有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