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第八章 30年代初的新闻传播更新完毕开始阅读2cc61207be23482fb4da4c79
[5]《商情日报》1936年5月10日 [6]《商情日报》1936年11月11日 [7]《商情日报》1936年7月6日 [8]《商情日报》1936年11月7日 [9]《市情日刊》1936年7月10日 [10]《市情日刊》1936年7月10日 [11]《市情日刊》1936年8月29日 [12]《市情日刊》1936年7月19日 [13]《市情日刊》1936年8月24日 [14]《市情日刊》1936年8月29日 [15]《市情日刊》1936年8月29日 [16]《市情日刊》1936年7月14日 [17]《市情日刊》1936年7月15日 [18]《鄞县商业日报》1936年9月1日 [19]《鄞县商业日报》1936年9月1日 [20]《鄞县商业日报》1936年9月9日 [21]《鄞县商业日报》1936年9月1日 [22]〈鄞县商业日报〉1936年9月1日 [23]《鄞县商业日报》1936年9月21日
第四节 民营新闻业的艰难发展
一、《时事公报》的企业化经营
《时事公报》创刊后面对瞬息万变的报业市场，在宁波这块土地上自然有一番激烈的竞
争，最终《时事公报》在市场竞争中力执牛耳，取得成功。这除了其办报方针、立场、内容更能抓住读者，保证市场份额外，还在于它在报业竞争中能按商业化报纸的发展规律做好经营管理。《时事公报》在商业化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增加了人员，改进了机器设备，扩大了报纸的销量，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1．采用企业管理模式，加强经营管理。《时事公报》创刊后的第二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资本增至七千三百五十五元。”[1]组织董事会，选举俞佐庭、陈章鸿、冯玉亭、朱舜荪、陈荇荪五人为董事，余东泉、赵宇春二人为监察人，金臻庠为经理，陈荇荪兼副经理，乌一蝶为总主笔。董事会的管理体制避免了报纸的经营政策为某个人所控制，出现独断专行的不良后果，为实行民主式的企业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的企业化报纸的管理模式大致采用类似的方法。
为适应报纸企业化经营的要求，《时事公报》建立了一套比较齐全的管理部门。《时事公报》实行经理负责制，内部设经理室（金臻庠自任经理）、协理、营业部、编辑部、总管理处。开始没有印刷部，报纸的印刷是由另一独立企业——钧和印刷所承印，至1927年1月由陈荇荪筹组宁波印刷公司自行印刷。宁波印刷公司设于江北岸火车站附近，该报编辑部为便于发稿，迁至印刷所楼上。后随着报社规模扩大，设立了自己的印刷部，除了印刷本报，还兼营其他业务，补足报纸本身的亏损。营业部是报纸的经济命脉，分为发行处与广告处。营业部中发行2人、广告2人；编辑部有总编辑、评论员各1人，副刊编辑1人；地方新闻编辑1人，外勤记者4~5人，校对员2人，分派各部的公务员8~9人。编辑部增设了电讯抄收译电室。总人数不过30人。此后依据办报规模的逐年扩大，人员也随之增加。但报社的组织结构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时事公报》的组织机构虽然人数不多，但很精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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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专业分工较细，有利于在市场化的报业竞争中发挥优势，能够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与社会局势。从以上人员配置上不难看出，《时事公报》对于经营人员的配置颇费苦心，这是报纸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经营管理上，《时事公报》走出了一条比《四明日报》更为切合实际的经营之路。为便于管理且减少人员开支，同时确保报社的各项方针能够顺利贯彻执行，金臻庠集社长、经理、总编辑于一身，经常深入到各部处理问题，协调关系，确保报纸的正常运行。时年金只有23岁，却是一个社会阅历颇深的人物。在五四运动中经过血雨腥风的摔打磨炼，担任“救国十人团”团长的经历使他有更多的对社会底层人民的了解。因此，金臻庠总是力求在办报方针和经营管理上费尽心机，取得双突破，以增强报纸的市场竞争力。金臻庠办报的初衷之一即是与《四明日报》展开对垒，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初创时期“金氏同妻子仅凑得银元800元，又得到部分‘十人团’成员和其他朋友的资助，总共不到2000元。”[2]艰难的起步与办报的目标就使得金臻庠务必努力经营，除在报纸内容上旗帜鲜明地高举“爱国反帝”，适合社会潮流，还必须使报纸在经营上走出自己的特色。报社规模扩大后，他仍然参与到报纸的编辑、广告、发行事务，有时稿件增加，编辑人手不够，他就亲自下手，做一名电讯编辑。在编辑、采访、发行、广告等方面能够做到统筹兼顾，相应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及时掌握读者需求、市场变化。由于人员少而精干，也相应节约了资金支出。为积累资金，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奠定了基础。
2．吸引人才，调动编采人员积极性。金臻庠在办报实践中深知办出一张有特色，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必须有一支懂业务、会经营管理，有强烈事业心且志同道合的办报队伍。创办伊始，他求贤若渴，把曾在《四明日报》做过编辑工作，有强烈爱国心，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的乌一蝶、庄禹梅等人聘入麾下，并由乌任总主笔。后随报社规模扩大，又有一批年轻有为，事业心强的青年充实到编采、经营队伍中。“该报编辑人员均为一时之秀。如主笔乌一蝶，思想先进，落笔云烟。电讯编辑张虬公（江苏人）立论精辟，铿锵有声。新闻编辑前后有吴毓周（江苏人）、王公度（镇海人）、姜伯喈（象山人）等，??小品编辑庄禹梅（镇海人）取材多方面，雅俗共赏，颇为读者欢迎。??其他采访如何揆一等，亦多活泼干练。至于经理金臻庠，尤能长袖善舞，经营有力，虽在艰苦阶段，仍能立志奋斗，屹立不摇，厥功亦不可没。”[3]后来报社的成长壮大与这些同甘共苦、视报为家的人的努力不可分割。
金臻庠更善于采取多种手段，千方百计调动编采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编采人员的素质，树立他们对报社的责任心。“他很少召开编辑部大会，多是个别谈话，或就当天的重大事件召集外勤记者谈话，发布加紧采访的指示。这就等于兼了采访主任或编辑主任的职务。”[4]他主要用奖惩手段调动外勤记者的积极性，每天上午到经理室，浏览宁波各报，与本报核对，确定哪条新闻是本报独有的，就用红笔圈下来，哪条新闻是他报有而本报没有的也用红笔圈下来，然后注明应奖金额。并对未尽职责的记者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责令其及时补上。奖惩分明，不因私废公，量才施用，也是报社不断成长壮大的重要因素。[5]因而，《时事公报》的质量逐步提高，进而占领了浙东报业市场。
3．发起成立新闻记者联合会，保护记者权益。由《时事公报》发起，联合同时的《宁波民国日报》部分记者成立了宁波新闻记者联合会，于1927年6月1日宣告成立。会址设在《时事公报》社内。《时事公报》有记者周恨夫、郑留隐、秦明如、赵仰廷参加；《宁波民国日报》有记者汤翼生、周郁文、张荣庆等。当场拟定宁波新闻记者联合会简章十条。选举周恨夫、郑留隐、汤翼生三人为首届执行委员。周恨夫为主席委员。简章内容有：（1）定名为宁波新闻记者联合会；（2）宗旨为实行三民主义，促进新闻事业，维护会员一切权利；（3）会员以现任宁波各报社外勤记者为限；（4）职员，由全体会员推举执行委员三人，并由执委推举主席一人；（5）会务，对内外之会务与文件均须较多数会员通过后，由执委执行之；（6）集会遇有事故，执委得随时召集全体会员大会解决之。倘会员有需求时，亦得随时通知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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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会议，假设会员不能与会，应当由会员委托代表书由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以会员为限，会员倘有接连三次不出席者，以无诚言论，即予除名；（7）责任，会务由执行委员根据全体会员大会议决后执行，非经决议者，执委及会员皆不得用本会名义执行。否则以单独行为论，本会不负责任；（8）经费，遇需要时，得由执行委召集全体会员募集之。[6]
《时事公报》与《宁波民国日报》组建的记者联合会就维护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获取新闻信息等方面达成了一致协议，为促进两报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加强新闻报道。新闻是报纸的主角，报纸的核心，读者每天阅读报纸的关键在于从中获取新闻信息。一张报纸每天能为读者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新闻是报纸综合实力的显示，也是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
扩大新闻报道面，提高新闻时效，满足读者的广泛需求，是报纸立于不败之地的又一关键。《时事公报》在2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经济条件较差，设备简陋，所登新闻时效差，不能满足读者需求。国内新闻主要靠抄收南京中央台、上海私营电台的内容，和从当天到宁波、杭州的大报上剪贴消息而编成的，都是迟到消息，读者不大重视。早期每天仅可为读者提供十几条新闻，新闻信息相对较少，时效性亦差。[7]30年代初，由于购买了短波收报机，建立了电讯室，成为浙东报业史的首创。交付电讯稿费，国内外电讯明显增加，每天报纸新闻数多达30余条，电讯稿的来源是国民党中央社。之所以采用大量电讯，是因为电讯越多，发行量越大，报纸越能赢利。抗日战争爆发后，设短波通讯特派记者，报道前线抗战的电讯文稿又有增加，每天多达40余条。[8]发行范围遍及香港、东南亚及欧美诸国。除消息外，新闻通讯也在报纸版面上占有相当比例。为增加新闻容量，开始使用六号字。七·七事变前，日本加紧侵略华北，国内形势日趋紧张。为及时报道国内外形势，提高新闻时效，报社加强了电讯工作，一是聘请驻上海特派记者报道上海宁波同乡会捐款支援兴建老江桥（灵桥）情况，也报道国内外大事。二是从上海购来短波收报机，请来专业人员，抄收国民党中央社B种新闻，建立电讯室。自备收报机后，国内外新闻内容丰富，报道及时，发行量与广告收入随之增加，报社规模也随之扩大，竞争实力显著增强。
1946年，《宁波时事公报》复刊。金臻庠为把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动向的真实情况告知宁波民众，相应增加新闻、副刊容量。面对货币贬值，物价暴涨，读者关心经济信息的实际，增印四开一张的《经济新闻》专页，报纸由原来的日出对开3大张减为日出对开一张半。自备照像制版设备，以美化版面。为了抢新闻，开辟国内新闻专电，争取自己有撰稿权，并在上海牯岭路设立专用电台，派驻特派记者，拍发新闻专电，大大提高新闻的时效。有些重要新闻不经过国民党检察官的检查，当天见报。这些改进并没有使金臻庠感到满足，他不惜在电讯室方面的投入。1947年夏，得到宁钟电台的协助，秘密用黄金从美国海军舰只上购来一架交直流两用多波段的无线电收报机，收抄凡“中央社”以外的明码电讯。把来自延安新华社的电讯冠以“本报专电”刊登在即将开印的报纸上。这些改头换面的新闻很快受到读者的注意和欢迎[9]。还准备在中马路原营业部旧址，扩建包括宁安旅馆地皮在内的办公新楼，把编辑、排字、印刷、发行、广告以及行政管理等部门集中于四层大厦之内。[10] 5．大办副刊，满足不同读者需要。《时事公报》创办了大量专刊、增刊和专栏，内容丰富多彩，五花八门，有法律、卫生、文学、经济等，适应各种读者的需要。这些增刊、附刊、副刊主要面向城市居民，文字通俗，形式多样，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很强。《时事公报》的副刊犹如现在各大报一般，“新旧并蓄，珠玑毕陈。”[11]先后辟有《新月》、《散花场》、《闲云》、《五味架》、《珊瑚网》、《挺进》、《四明山》等；附刊有《詹詹》。《时事公报》的副刊《新月》“十之八九为编者所采登。”[12]主要是趋味性与可读性强的文章，有宣传新文化，探讨问题的杂感、时评。《时事公报》早期由乌一蝶主编的副刊《珊瑚网》每天出半版，内容除散文、杂感外，还有法律问答、医药问答专栏，将读者的问题送交市内各大医院及法律事务所，请名中医以及律师解答，既联系了群众又答疑解难，很受读者欢迎。这些服务性栏目都面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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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市民服务。为了不侵占新闻的版面，正文采用六号铅字，扩充文字容量。为满足商人及市民对经济信息的需求，加强经济新闻报道，《时事公报》于20世纪20~30年代开设《工商界》和《经济新闻》栏目，反映市场商品行情的《每日商情》、《宁波行市表》、《重要市价一周比较表》等栏目，定期向人们传递商品信息。40年代后期，《宁波时事公报》为与《宁波日报》等报刊进行竞争，及时反映当时动荡的经济形势，为市民提供最新的经济信息。方便市民生活，又增辟4开一张的《经济新闻》专页，除本地行情之外，还辟有报道上海的市价行情，如《上海证券市》、《上海标花市》、《上海标纱市》、《上海汇兑市》、《上海标金市》等。在与其它报纸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获得了主动权。这种做法也为后来的《宁波日报》所效仿。
副刊《挺进》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珊瑚网》改变的，发表坚持抗战的诗歌、散文、评论，顺应国人的爱国要求。《詹詹》是宁波早期的戏剧小报，发表捧伶文章，评论宁波戏坛。抗战胜利后，《宁波时事公报》为反映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特增辟8开一张的《经济新闻》专页，报道国内经济动态、市场行情。增刊《宁波古代通商考》介绍宁波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帮助读者了解宁波的历史与现在。《时事公报》创办这些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增刊、专刊和专栏，主要是为了扩大读者群，增加报纸的发行量。读者的层次、兴趣、喜好不同，因而对于信息的需求各异。
正当《时事公报》欲大展身手时，宣传上的与国民党不合作和经营上的丰硕成果使得国民党当局把《宁波时事公报》视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后以“报道失实”的罪名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说明在黑暗的旧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报业的发展是步履惟艰的。
二、其他民营报刊
20世纪30年代前后，宁波除了《时事公报》外，还创办有其他民营报刊。这些报刊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们是构成宁波近代新闻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宁波市区出版的有： 《中南日报》，1935年4月1日由李文才创办，周淑孝、庄禹梅任主编，日刊，社址在崔衙街52号，出版两个月后停刊。 《战线》，1935年5月创刊，月刊，宁波战线月刊社刊行，出11期后于1936年4月停刊。
《可报》，1935年由周慷创办，陈布新、史济行、张澹庵为编辑，3日刊，4开，社址在宁波市崔衙街，出80余期后停刊。 《明州报》，1935年由梁觉人创办，社址在宁波市百丈街土地巷，出32期后停刊。 《宁波鸣报》，1935年由张忠惠创办，史济行主编，3日刊，社址在宁波市大河路云飞车行内，出10期停刊。 《宁波新闻报》，1935年由吴则鸣、张谟运创办，陈华英主编，日刊，8开，社址在宁波市江北岸扬善路，出版4月余停刊。 《四明日报》，1935年由傅建华创办，日刊，4开，社址在宁波市江东大道头。 《大报》，1935年由范伊受创办，王少游主编，2或3日刊，8版或4版。后陈永年接办，郑稚铭主编，社址在宁波市开明街，出20余期后停刊。
宁属各县也创办了一些民营报刊。
余姚继《舜江报》之后，1927年7月创刊《姚报》，发行人史宝梧，卢少川主编，4开4版，1928年停刊。
《舜江日报》，1928年7月创刊，发行人黄应南、姜伯诚，对开1张。由于经费不足，出版不到一年停刊。1934年由陈大钧、陈新陆、张元杰等复刊。
《的报》，1929年1月创刊，5日刊，不久停刊。《余姚民众周报》，193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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