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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认为他们自私虚伪，而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又让他看不见前进的方向，“无法配合和满足环境要求的肉体，通常都会被心灵当做一种负担，”17所以他满怀悲观和失望，只能在作品中对资产阶级的丑恶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了。没有对社会的失望，也就没有莫泊桑的悲剧意识，社会现实像是催化剂，使其悲剧意识迅速萌芽发展。
（三）自身疾病的折磨
进入文坛之前，莫泊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不知是不是遗传自他的父亲，他也风流成性。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疾病。1880年开始他的右眼就已经突然看不到了，多方求医却无济于事。再后来，莫泊桑经常出现左右眼交替疼痛的状况，并且伴有偏头痛，疾病的折磨使他苦不堪言，一度中断写作。在写《一生》之时，莫泊桑就已经有了精神病的前兆，开始产生幻觉，而他却坚持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坚强面对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使他的悲剧意识更加凸显。
（四）叔本华的影响
19世纪中叶的哲学，康德完成了批判哲学，黑格尔在柏林大学高举“合理就是存在”的旗帜，而叔本华却独辟蹊径地创立了自己的悲剧人生哲学。
莫泊桑最初接触叔本华的作品是在1880年，他因为一首诗被传讯，福楼拜在这一年的2月帮他解除危机，而在5月，福楼拜就猝死于克鲁瓦塞，痛失良师的莫泊桑备受打击，且由于身体的缘故，同年9、10月莫泊桑去科西嘉散心，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阅读叔本华。他认为叔本华是“人间出现过最伟大的梦想破坏者。”18他从叔本华那里接受了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和虚无的悲观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不断消逝的，生活本是空虚无聊的，认为宗教是一种狡猾的欺骗。约娜的一生也很好的印证了叔本华的理论。关于女人，叔本华认为“女人从本性上来说意味着服从，即每一位处于完全独立的非自然位置上的女人，都要直接依附于某个男人，使自己接受他的统治和支配。
19这是因为她需要一位丈夫和主人。”对于这种观点，从莫泊桑个人的行动和作品中看，
她无疑是赞同叔本华这种理论的。可见，叔本华对莫泊桑造成了很大影响。
如果说，莫泊桑生长的家庭环境为他的悲剧意识埋下了种子，现实社会的催化使得其生根发芽，自身疾病加深了其悲剧意识，那么，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则使其悲剧意识愈发深刻。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莫泊桑悲剧意识的形成，使其悲剧意识有着他独特的精神气质，“文学需将生活停下，使之成为一种思考。”20莫泊桑用自己的忧伤与真实传达了他的悲剧意识，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的思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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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阿德勒著，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33页。 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 19
向阳，刘晓健编：《世界大师思想盛宴》，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20
鬼子、姜广平：《鬼子：直面人民在当下的痛苦》，《西湖》，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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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向阳，刘晓健编：《世界大师思想盛宴》，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20]鬼子、姜广平：《鬼子：直面人民在当下的痛苦》，《西湖》，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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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李渌岩：幻想与现实的冲突——读莫泊桑《一生》，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年6月，第23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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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王秋雁：自然与女性的合鸣——莫泊桑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164-166页。
[29]黄俏：男权文化的牺牲品——浅谈约娜的悲剧，安徽文学，2010年第5期。 [30]王保升：莫泊桑小说人物悲剧性简析，作家杂志，2011年第10期，57-58页。
[31]常聪：约娜的悲哀——莫泊桑《一生》中女主人公命运悲剧原因再探究，神州文学，2012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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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谢劲秋：论悲剧意识及其表现形式，外国文学，2005年第6期。 [34]叔本华著，韦启昌译：叔本华思想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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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
一、关于莫泊桑的一生及其悲观主义探究
在我们缅怀莫泊桑传奇性的短暂一生，欣赏他那些饱含强烈爱憎的文字的时候，陈心中提出“两个莫泊桑”之说：一个是内在审美尺度分明，有高尚道德人格的莫泊桑；一个是为利欲所驱遣，纵情物欲、玩世不恭的莫泊桑。他认为莫泊桑的这种双重身份，从他在生活与作品中相互矛盾的道德观和他对待笔下人物自相矛盾的态度两方面显露出来，而导致作家双重人格形成的因素则可以概括为童年的“创伤性情境”、环境的重压和“人性”悲观论的终极发展三个方面。童年家庭的破裂给他留下了阴影，造成其心理的“创伤性情境”。当社会龌龊风气刺激它的时候，表现出的就是生活中沦丧失德的莫泊桑；当作家使命意识激励它的时候，表现出的则是道德人格支配的莫泊桑，创作出大量作品。莫泊桑生活的时代各种颓废消极思潮泛滥成灾，从而在创作倾向问题上他产生了难以适从之感，不能配合环境，也无法满足环境要求的肉体，通常都会被心灵当做一种负担。于是，他心灵负担过重，引发“自我”的全面崩溃，使作家人格发生解体。而他自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彻悟者，他说“我写作，因为我了解；我痛苦，因为我认识现实太清楚。”（莫泊桑《在水上》）他以作家的“第二种视力”，透视了“组织得糟糕”的社会对“人性”的扭曲。这对一位作家来说，既是其本领，也是其不幸，洞悉了社会的堕落，彻悟了“人性”的丑恶，莫泊桑陷入了悲观主义的泥潭。于是他沉溺于感官的享乐，殊不知这连出发点都错误的解脱方式只能使他沦入更深的压抑与痛苦，所以他“双重人格”的形成不可避免。莫泊桑的双重人格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作品内容，但它也削弱了作品对现实的批判力量。1其实莫泊桑的悲观主义思想贯穿于他整个创作过程，对他进行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这一本该引起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却在大家过分强调文本研究的时候被忽略了。于是，邓楠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探究莫泊桑悲观主义形成的原因：童年少年时期家庭生活、青年时期看到的腐败伪善的社会、同时代文豪和哲学思潮以及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有了解他的悲观主义，才能更辩证全面地理解莫泊桑，才能更深入地探究莫泊桑的作品。彻底地否定他，或是尽量掩饰他的缺点，将他拔高，都是不正确的做法。2这之后关于《一生》及其约娜的悲剧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可莫泊桑的悲观主义直到十几年后才被王佐斌再次提起，他的观点基本上和邓楠一致，只是从论述上进行了删减与补充。莫泊桑用笔表达自己深刻的洞悉与彻悟，用外在的狂放与不羁宣泄他的不满，宣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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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心中：“两重人格”的莫泊桑，绵阳师专学报，1995年3月，第41卷，第1期。 邓楠：论莫泊桑的悲观主义，武陵学刊，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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