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合同法案例带分析(按章节附带的经典案例)更新完毕开始阅读2fd70c36b72acfc789eb172ded630b1c59ee9b16
古榕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古榕的照相机和移动电话确系在宾馆丢失，对此损失，双方均有管理不善的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古榕在宾馆住宿时丢失的照相机和移动电话共计损失15 860元，由宾馆赔偿4 758元。其余损失由古榕自己承担，上述协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制发了调解书。
十二、合同义务的扩张 ——论缔约过失责任 【案情简介】
2006年4月15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的业务员达成如下意向性协议：甲为乙组织一批复合肥，每吨价格2000元；，数量暂定100吨，待正式签订合同时最后确定。同月23日，甲致电乙询问何时签约，乙答，“10天左右”。甲于是到外地厂家购买了复合肥90吨，存放在某地中转站，并通知乙前往取货，乙迟迟未予答复。原来乙所在地政府认为价格太高，加重了农民负担，不准乙向农民出售，乙因此不与甲签订合同。甲要求乙收货，乙拒绝，双方各持己见。同年7月18日．甲起诉乙，要求乙收货付款。法院认为双方的合同尚未成立，考虑到农事季节对肥料价格的影响，裁定由甲先行出售。甲按购进价卖不出去，经法院许可，作了降价处理，直接损失50 000元，加上其他购货、租仓房、解决纠纷等活动费用5 300元，共损失55 300元。甲因此变更诉讼请求，由原要求乙收货付款改为要求乙赔偿损失55 300元。 【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结果问题。 【法理和法律分析】
法院认为，本案中的甲乙双方尚未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关系尚未正式成立。甲方鉴于双方已有意向性协议，又通过电话询问得到乙方10天左右签约的明确答复，出于对合同能够成立的信赖组织了货源，租用仓房，结果因乙方既不按口头约定取货，又不及时答复以致货物积压近3个月，被迫降价处理，造成了55 300元的经济损失。而乙方对达成意向性协议以后合同能否成立估计不足，预测失误，口头答复签约却因复合肥不能销售未能签约，在知道难以履约后，又不及时通知对方，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乙方对造成甲方的损失具有过错，根据《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其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甲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共计55 300元。
第三章 合同效力法律实训
一、商贸公司诉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钢材购销合同纠纷案
——论企业法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效力 【案情简介】
1997年5月，A市商贸公司与B市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签订了一份钢材购销合同，合同规定，由商贸公司供给该综合门市部250吨进口螺纹钢，总价款为40万元，商贸公司应于同年10月底在天津港报关、商检后交货。同年1025日，商贸公司从俄罗斯进口螺纹钢250吨抵达天津港后，立即通知综合门市部前往接货并支付价款，后者则以种种借口拖延。为避免支付更多的仓储费用，商贸公司于11月10日将钢材从港口取回，堆放在自己的露天货场，后被盗走50吨，另有部分钢材生锈。由于多次催促提货未果，商贸公司遂向法院起诉，求综合门市部提货、支付货款及违约金并赔偿损失。被告则称自己为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购销钢材为超越经营范围，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企业法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认定和处理问题。 【法理和法律分析】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为特殊的权利能力，应当受到其经营范围的限定。《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公司法》重申了《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该法第11条规定，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法人根据各自的经营范围，享有特定的权利能力，如果法人擅自改变、超出自己的经营范围，则为非法的经营活动，其行为无效。
因此，在本案中，被告为一家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门市部，购销钢材明显超越其经营范围，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无效。
二、耕牛案
——浅析附条件的合同和无权处分 【案情简介】
杨某家中饲养了耕牛3头，在农忙季节因有一头牛闲置不用，遂于2000年8月出租给同村农民李某，双方约定租
期2年，每年租金为200元。在被告租用10天以后，耕牛突然走失，李某寻找一天无果，于是李某与杨某双方协商，如果李某1个月内不能找回耕牛，则由李某赔偿原告1 500元损失，并支付尚未交付的租金100元。几天后，李某终于找到了耕牛。在将牛牵回家的途中，李某打听到市场上耕牛的价格已涨至2 000元，李某遂将牛牵到集市上出售给邻村的张某，获价款2 100元。李某回家以后，谎称耕牛没有找到，向杨某交付了约定的1 600元。不巧几天以后，杨某上邻村做活，在张某家发现了其耕牛。杨某要求带回耕牛，遭到张某拒绝。杨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耕牛，赔偿损失。刘某辩称已向王某支付了1 600元，杨某的请求没有道理。 【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附条件合同的效力问题、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请求权竞合的问题。 【法理和法律分析】 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不应承担责任。尽管在本案中李某具有欺骗行为，但其已交付了约定的赔偿金和租金，而赔偿金尽管低于市场标准，但这是经原告杨某同意的。更何况李某在寻找耕牛过程中也付了一定费用。现在既然不能从张某处要回耕牛，那么，再要求李某返还耕牛和赔偿损失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双方约定只有在李某找不到耕牛时才支付赔偿金。既然耕牛已经找到，就应继续由李某租用，李某不能将其转卖给他人，否则即构成违约，应负违约责任。 法院认为，当事人杨某与李某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财产租赁合同关系，耕牛即为租赁合同的标的物。按照合同的约定，李某在合同规定的2年期限内拥有对耕牛的使用权，同时他亦应在期限结束后将耕牛返还杨某。虽然仅仅过了10天耕牛就走失，但双方当事人并未解除财产租赁合同，而是达成了“若李某1个月内找不到耕牛，则应向杨某赔偿1 500元，并支付尚未交付的租金100元”的协议，此协议应当认为是财产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是为财产租赁合同的解除和赔偿事宜设定了一个条件，此条件的具体含义为：(1)如果李某找回耕牛，则当事人间的财产租赁合同继续有效；(2)如果李某找不回耕牛，则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消灭，李某应向杨某赔偿1 500元，并支付尚未交付的租金100元。因此，李某找不回耕牛，便成为原财产租赁合同的解除条件，然而，李某却找回了耕牛，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附解除条件合同中的条件并未成就，原合同继续有效。李某负有在合同期限后归还耕牛的义务。李某却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将耕牛擅自出卖，根据《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李某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但是，杨某要求返还耕牛的请求无法得到支持。李某出卖耕牛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无权处分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只有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才能有效。而权利人杨某的请求已经表明了其对无权处分行为的否定，因此，李某与张某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但是，由于张某从李某处购得耕牛时，并不知道李某不是耕牛的所有权人这一事实，因此，张某是善意第三人，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其仍然应当取得耕牛的所有权。
三、西服案
——论无权代理人订立合同的效力 【案情简介】
甲在其承包的商店里向乙出售一套价值2 000元的西服，恰好有人找甲，甲去隔壁接电话，甲嘱咐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丙说，“请帮我看管一下店，我马上回来”。甲出去以后，乙提出其有事不能久留，要求丙尽快将西服卖给他，丙提出要等待甲回来。后来丙见乙要走，于是答应代替甲出售该西服。双方经过协商以1 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乙。甲打电话回来以后，得知西服以1 800元的价格被出售，觉得卖亏了，立即找到乙要求退款并取回西服。乙以构成表见代理为由予以拒绝，双方为此发生争议。甲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该买卖合同。 【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之间的区别、无权代理人签订的合同和表 见代理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以及无权代理和无权处分的区别。 【法理和法律分析】
在本案中，关键问题是解决丙以甲的名义与乙达成的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即解决丙是否有权代理甲出售西服的问题。
从案情看，甲在离店接电话时对丙嘱咐“请帮我看管一下店，我马上回来”。从此言语中我们无法看出甲对丙有让其出售西服的意思表示和授权，因此，丙出售西服的行为欠缺相应的代理权，同时，丙在出售西服时明确表示是代替甲出售该西服的，即该合同是丙以甲的名义订立的，因此应当构成广义上的无权代理。在认定丙的行为属于广义的无权代理以后，并不意味着其以甲名义与乙签订的买卖合同就一定无效。对此还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而构成表见代理，从而合同有效；二是由于被代理人的追认导致合同有效。
在本案中，甲出去接电话时是当着乙的面对丙说“请帮我看管一下店，我马上回来”。据此乙也应当知道甲仅仅委托丙看管店，并没有授权丙出售该西服，乙不能从丙能够照看店的事实中得出丙有权出售该西服的结论，更何况其要求丙尽快将西服卖给他时，丙提出要等待甲回来，由此可见乙不能对“丙能够出售该西服”产生合理的信赖。因而，从根本上讲，乙对造成丙的错误出售也存在过错，也可以说是非善意的，即他明知丙无权出售而催促其出售。
综上所述，乙以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买卖合同为(狭义)无权代理合同，在甲明确拒绝追认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无效，甲有权向乙要求归还西服，同时甲应向乙归还1 800元的西服款。
四、信用社诉商场抵押合同纠纷案 ----论表见代理和代表行为 【案情简介】
某市一个体户沈某欲投资开办鳗鱼养殖场，但自有资金不足，欲向当地一家信用社贷款。信用社在审查其贷款申请时，认为沈某资信状况不好，偿债能力有限，因而拒绝提供贷款。沈某找到其表兄魏某，魏某是该市一家大型商场(该商场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沈某要求魏某以该商场的名义为其贷款提供担保，魏某告诉沈某，他已离职，商场已有新的法定代表人，正在办理交接手续。沈某则称只需借用一下商场的印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即可，养鳗鱼的利润非常高，他肯定能够自己偿还贷款。魏某推却不过，于是以该商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商场的固定资产(一栋房屋)为沈某的贷款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登记。信用社在审查合同时，认定该商场资金雄厚，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对魏某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也确信无疑，于是签署该借贷合同，将100万元贷给了沈某。沈某即将该笔资金全部投入其养殖场。不久以后，市场鳗鱼价格狂跌，沈某遭受巨大损失，100万元贷款全部亏损，沈某破产，信用社遂向该商场要求其偿付贷款，商场新任董事长则称完全不知抵押合同的事，而且商场的章程规定，以商场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必须由董事会决议通过才能有效，并且魏某在签订合同时已不是商场的法定代表人，抵押合同是其前任魏某的个人行为，与商场无关，因此拒绝付款。信用社当即向当地基层法院起诉，要求商场履行抵押合同，并赔偿信用社因此遭受的损失。 【法律问题】
本案主要涉及代表行为的效力问题，同时涉及表见代理和代表行为的区别。另外，在理论上还涉及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这一行为性质的不同认识。 【法理和法律分析】
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确认抵押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魏某在签订合同时已离职，但其拥有法人代表证明文件及公司印章，对公司外部善意第三人(信用社)而言，这些证明文件足以证明魏某的身份，信用社没有义务去审查魏某的身份是否真实可靠。而且其离职尚属商场的内部事务，因此在合同中，魏某仍是商场的法定代表人。虽然该商场章程规定，以公司资产进行抵押，必须通过董事会决议，因此魏某的行为属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但作为善意第三方的信用社，其无义务去审查商场的内部章程。
综上所述，魏某的行为属于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代表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0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另外，根据《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商场与信用社签订的抵押合同在登记时已经生效。故此，抵押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合法有效的法律拘束力。现由于沈某无力偿还贷款，因此，根据《担保法》第53条的规定，商场应当履行抵押合同，向信用社偿还贷款。当然，商场履行抵押合同之后可以基于魏某的越权行为再向魏某追偿。
五、摄影器材索赔案 ----论因欺诈而订立合同的效力 【案情简介】
2000年3月，甲在某摄影器材公司购买了一部商品标签上表明产地为日本、价格为12 000元的数码相机一部。甲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此相机性能不佳，怀疑其是假货。甲便将该相机送至某省进出口商品检验局鉴定，鉴定结论是该产品并非日本所产。甲某认为摄影器材公司在经营中对其有误导和欺诈行为，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摄影器材公司加倍赔偿。摄影器材公司则辩称其无欺诈故意，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律问题】
本案主要涉及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同时还涉及《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衔接问题。
【法理和法律分析】
在本案中，摄影器材公司将产地不是日本的数码相机作为日本产的相机销售给了原告甲，而且摄影器材公司在销
售相机的过程中未能向甲提供商品的真实信息，做了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损害了甲的权益。根据《民通意见》第68条的规定，应当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了欺诈，由于此欺诈行为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此买卖合同为可撤销合同，现原告正式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双倍赔偿损失，其行为已表明了撤销该合同的明确意思，因此，买卖相机的合同自始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8条、第107条、113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双方应当互相返还财产，同时被告应当双倍赔偿原告的损失，即原告将所购相机退还给被告，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00元，赔偿原告12 000元。
六、大华商厦诉吉祥服装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案 ——论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的效力 【案情简介】
1996年8月10日，吉祥服装厂(被告)携服装样品到某市大华商厦(原告)协商签订服装购销合同。大华商厦同意订货，并于当月16日签订了合同。当时，吉祥服装厂称样品用料为纯棉布料，大华商厦主管人看后也认定是纯棉布料，对此没有异议。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吉祥服装厂向大华商厦提供按样品及样品所用同种布料制作的女式裙9 000件，总价款为360 000元。一个月内由吉祥服装厂将货物送到商厦营业地，大华商厦按样品验收后于1至5天内将全部货款一次付清。同年8月25日，吉祥服装厂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将货物运送到了指定的地点，大华商厦验货后认为数量、质量均符合合同约定，于是按约定的时间向服装厂支付了货款。但是，9月1日，有一位顾客购买此裙后认为不是纯棉布料，要求退货。大华商厦立即请有关部门进行检验，后证实确实不是纯棉布料，里面含有15％的化纤成分。大华商厦认为吉祥服装厂有欺诈行为，于是函告吉祥服装厂前来协商，要求退货或者每件成品降低价款10元。吉祥服装厂则辩称：其厂业务员去南方某市购买此布料时是按纯棉布料的价格购买的，有发票为证。且当时拿样品给商厦看时，商厦也认为是纯棉布料，因而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同意退货，如果不退货每件成品只能降低5元，为此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后，商厦主管人员调离岗位，此争议被搁置，直至次年9月26日，商厦才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全部制成品，并要求吉祥服装厂承担责任，赔偿损失。 【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同时涉及如何正确区分欺诈和重大误解以及(撤销合同)撤销权的行使问题。 【法理和法律分析】
在本案中，被告吉祥服装厂在采购布料时误以为是纯棉布料并将其制成成品卖给原告，从其主观上看，并没有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因此，被告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 但是，由于原告和被告都将布料当做是纯棉布料而订立了合同，双方对合同标的物的质量都发生了错误认识，并且此种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利益，根据《民通意见》第71条的规定，此合同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59条和《民通意见》第73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者予以变更。
但在此案中，由于双方订立合同的时间为1996年8月16日，而原告在1997年9月26日才向法院起诉，因此，根据《民通意见》第73条第2款的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1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因顾客退货而造成的损失应根据过错程度由双方承担。
七、杨树清诉周某互易合同纠纷案 ——论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的效力 【案情简介】
2006年10月，养殖户杨树清从某县良种场以每头800元的价格购得8头奶牛。同时，杨树清又与本村村民周某达成购买饲料的口头协议。双方商定，杨树清以每公斤0．2元的价格购买周某的饲料草4 000公斤，次年2月10日交货付款。次年元旦，杨树清自家存放的饲料草不慎起火烧尽，杨树清便找到周某要求交付购买的饲料草。周某则称他现在要牛不要钱，购买4 000公斤饲料草所需的800元钱要以两头良种奶牛来折抵。杨树清迫于饲料草供给的艰难，同意了周某的提议，用两头奶牛换取了4 000公斤饲料草。但次日，杨树清找到周某，表示愿以l5009元钱再买回该两头奶牛，周某则予以拒绝。双方争执不下，杨树清遂以周某敲诈他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奶牛，周某则称买卖既做，绝无反悔之理。 【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乘人之危的认定和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 【法理和法律分析】
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购买饲料草的合同。在此之后，杨树清由于自存的饲料草被烧掉，要求周某提前履行，这对于周某实际上并无不利之处；而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周某此时应该协助杨树清渡过难关。相反，周某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