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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与“中等收入陷阱”：家庭福利损失的视角
2013年02月19日 14:53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3期 作者：倪国华 郑风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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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一、引言
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 300美元，正式跨越了中等高收入国家门槛。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均8%的增长速度，将会在2020年前后跨越人均12 5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8%的增长速度可以顺利实现吗？如果仅仅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实现这一目标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少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顺利过渡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都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①
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通货膨胀。墨西哥从1974年跨过人均1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门槛之后到2009年这36年间，年均通胀率达到30.1%，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只有1.28%；叙利亚从1978年越过人均1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门槛之后到2009年这32年间，年均通胀率达到10.7%，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只有1.27%；菲律宾从1995年越过人均1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门槛到2009年这15年间，年均通胀率达到6.1%，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也只有2.2%。实际上，还有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面临着“低增长、高通胀”的困局。而根据经典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保增长”和“抑通胀”似乎存在替代抉择关系(trade-off)，这让多国政府在选择宏观政策时，都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1]
如果要在两难的困境中选择合理的宏观政策，需要准确把握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虽然颇为丰富，但大多是以发达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鲜有针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相关研究，而中等收入国家自身情况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不能照搬以发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论与判断。因此，从中等收入国家的现状出发，构建恰当的理论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准确判断通胀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参照以往文献的逻辑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如下理论假设：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通胀会造成较大的家庭福利损失，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本文又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并结合近年来所发现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变量构建计量模型，通过FGLS、差分GMM、系统GMM的方法对全球受“中等收入陷阱”
【关 键 词】中等收入陷阱通货膨胀 家庭福利损失
困扰的四类国家：拉美国家、东亚国家、中东及北非伊斯兰国家、东欧及前苏联转型国家自进入中等收入以来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通胀对所有四组国家人均GDP增长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虽然鲜有文献直接以中等收入国家为研究对象来分析通胀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以发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来探究通胀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却非常丰富。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归纳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通胀会促进经济增长(简称“促进论”)，另一观点则认为通胀会阻碍经济增长(简称“阻碍论”)。“促进论”的理论基础正如泰勒(Taylor)的总结：通胀是由货币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货币数量增加后首先降低了利率，而利率的降低则直接刺激投资增加，并通过乘数效应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就业，最终促进产量增加，达到经济增长的效果。[2]
支持“阻碍论”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通胀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通胀的家庭福利损失则是公认的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3]于是，众多学者选择从家庭福利损失入手，分析通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陈彦斌和马莉莉把国内外关于估算通胀福利损失的方法分为9种类型，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就是通过标准货币效用模型(MIU)来估算通胀的家庭福利损失。[4]该方法以塞朝斯基(Sidrauski)提出的货币效用模型(MIU)为数理基础，[5]对通胀带来的家庭福利损失进行估算。埃克斯坦和雷德曼(Eckstein and Leiderman)运用货币效用模型并采用双对数需求函数估计了美国通胀的家庭福利损失，估算发现当通胀率为10%时，家庭福利损失约为收入的0.85%～1.93%。[6]卢卡斯(Lucas)基于标准货币效用模型(MIU)并运用半对数需求函数分析了美国1900-1980年的年度数据，计算出10%通胀率的家庭福利损失大约为GDP的1.64%。[3]卢卡斯(Lucas)以简化的货币效用模型(MIU)为框架再一次基于美国数据估计了通胀的家庭福利成本，发现10%的名义利率带来大约1%的家庭福利损失。[7]琼斯等人(Jones et al.)在卢卡斯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包含有息存款时的情形，发现家庭福利损失的估计值要比仅含有无息货币的估计结果低得多，当通胀率从5%上升至20%时，在仅包含无息货币的情形下，会伴随相当于总消费水平的1.8%的福利损失，但是，在同时包含无息货币和有息存款的情形下，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总消费水平的0.261%。[8]
对大量的估算结果进行归纳后发现，通胀虽然会带来家庭福利损失，但损失并不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出于支持“阻碍论”的目的而对家庭福利损失进行的定量估算，似乎为“促进论”提供了间接支持，正是以这些估算结论作为理论支撑，很多发达经济体倾向于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较少顾及通胀。
(二)研究假设
但是，如果将支持“促进论”的研究结论应用到中等收入国家，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因为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情况存在本质的不同。龚六堂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胀对中国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要远大于通胀对美国所造成的福利损失。[9]闫森在分别研究了通胀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这5个东盟国家家庭福利的影响之后，发现经济越不发达，由通胀引发的家庭福利损失越大，并认为这可能与各国不同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及不同的消费结构直接相关。[10]
与此同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通胀会通过影响家庭福利水平而影响其经济发展。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
其一，通胀通过影响家庭福利水平而阻碍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马晓河研究了日本、韩国等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认为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升级是相关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影响因素。[11]刘伟的研究也表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12]而根据本纳勃(Benabou)的研究，家庭福利水平是制约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13]由于通胀会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水平构成较大影响，所以通胀会制约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而中低收入家庭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占绝大多数，所以通胀会通过影响家庭的福利水平而阻碍相关国家的消费结构升级。这构成了导致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逻辑链条：通胀影响家庭福利水平，家庭福利水平的下降会阻碍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无法升级导致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二，通胀通过影响家庭福利水平而危及社会稳定，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关家庭福利损失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很多学者做过研究，根据奥尔森(Olson)的研究，当人们认为自己的情况比以前更糟时，这些人最有可能采取激进的社会行动，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参与行动并非围绕一个明确的政治议程而展开，只是一种情感的、非理性的进发。[14]基弗和科纳克(Keefer and Knack)的研究表明，家庭福利水平是决定人们是否参与社会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当通胀危及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水平时，社会冲突的发生概率会大大增加。[15]而有关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学者做过研究，奥森纳和佩蒂(Alesina and Perotti)研究发现，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当存在广泛的社会冲突时，政府更迭的概率将增加，从而使未来的法律体制、经济政策和产权制度等变得不确定，投资者会推迟或减少国内投资，税收来源无法保障，政府的负债也将会大幅增加，从而影响本国的经济增长。[16]这构成了导致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个逻辑链条：通货膨胀影响家庭福利水平，家庭福利水平的下降诱发社会不稳定，社会不稳定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参照以往文献的逻辑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H1：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通胀会造成较大的家庭福利损失；H2：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计量模型的选择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本文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来分析通胀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控制变量的选择
由于世界银行所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作为评价标准，所以，本文选择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经典表达式[17][18]G=SV(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储蓄率，V是资本产出比)，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其储蓄率呈正比，与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后来索罗(Solow)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有关资本产出比恒定不变的假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19]再后来罗默(Romer)又将技术进步看作内生变量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20][21]所以，本文选择了储蓄率以及技术进步率作为控制变量。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是技术进步率的主要标志，所以，本文选择了一个国家本国居民申请的专利数量作为代表该国技术进步水平的一个量化指标。
由于模型分析的对象是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在选择控制变量时，需要充分考虑影响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特殊变量。借鉴相关的研究文献，本文选择了一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以及短期债务占本国总债务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22][23]以往文献的研究多采用公路或铁路的里程作为代表基础设施水平的量化指标，
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通过简单比对公路或铁路的里程总数，并不能表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况且，基础设施水平实际上是相对于各国的实际需求而言的，所以，本文选择每公里公路的燃油消耗量②，作为衡量一国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变量，每公里公路的燃油消耗量越低，意味着相对于自身的实际需求而言，该国的公路建设越超前，即表示该国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根据杰弗里(Jeffrey)的研究，短期债务占比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23]这一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而本文所选的研究对象中，东欧及前苏联转型国家和拉美国家都曾经受到过债务危机的困扰，所以本文选择了短期债务占比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二)计量模型
鉴于上述考虑，本文确定了如下计量模型：
四、数据样本的选择
近年来，世界银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国家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拉美和东亚地区。而本文在对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近50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后发现，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主要有四类国家，分别是：拉美国家、东亚国家、中东及北非伊斯兰国家、东欧及前苏联国家。样本国家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依据：第一，区域内有代表性的国家；第二，具有相似的内外部条件却出现了发展分化的国家；第三，经济数据的可得性。
很多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与其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及其主要移民来源国进入中等收入的时间基本相同。例如，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达到1 145美元，高于其移民主要来源地意大利(990美元)，也高于其前宗主国西班牙(519美元)，而西班牙到1969年人均GDP才达到1 078美元，但是，到了2009年，西班牙人均GDP已经达到31 774美元。同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智利于1971年人均GDP达到1 097美元，乌拉圭1973年达到1 405美元，墨西哥1974年达到1 255美元，但是，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葡萄牙作为巴西的前宗主国，1960年人均GDP为804美元，与巴西(208美元)同属低收入国家，但是，到了2009年，葡萄牙人均GDP已经达到21 903美元，而巴西却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就同一个国家而言，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有时会呈现停滞状态，而有时却会呈现较快的发展速度，比如巴西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经历了20多年的停滞之后，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却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因此本文在拉美国家组选择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代表性国家：阿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