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良渚古水利工程令世界瞩目更新完毕开始阅读3458f80c974bcf84b9d528ea81c758f5f61f2978
在今年5月举行的“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新闻发布会上，一个与杭州有关的信息再次吸引了众人的眼球：“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成功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榜单。
与其他大多数考古新发现不同的是，良渚古水利工程并不是单独的考古发现偶得，而是有历史传承、有知识体系、有详细规划、有文物类别的系列发现。 科学考古，细致勘测：水坝创造世界奇迹 这次考古发掘始于2015年7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主持发掘下，前后7个月的时间里，在良渚古城北面和西面共发现11条水坝。今年3月中旬，在杭州举行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专家咨询会上，全国19家科研单位的考古学、水利史及水利工程研究专家实地勘察后认为，这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的重要发现，开启了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也将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还早一千多年，所以有专家表示，这是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超过此前在埃及发现的一处有4000年历史的水坝遗迹。终评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这样评价：“这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发现，也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
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记者为此访问了这次发掘的总指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
刘斌表示，测年有两种手段，首先是碳14测年。根据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碳14测年数据，测了7条坝体的样本，时间都在距今4700-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数据有了，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实物，也就是良渚人当年留下的生活垃圾。在塘山上，发现了良渚人的墓葬和玉器作坊；在老虎岭，发现坝上有一条良渚时期的沟，里面有良渚文化的陶器碎片。接下来，怎么证明这就是水坝？经过勘探，考古队员发现，大坝上的草裹泥，全都放在接近引水面的位置，说白了，就是靠近洪水受力比较大的位置，抗洪的作用，一目了然。 在发掘现场，考古领队王宁远，指着烂泥里一条条白色的细线说：“这就是烂掉的草，它混杂着淤泥，包成一块块的泥包，我们叫‘草裹泥’，良渚人就是用它堆筑成水坝。” 王宁远说：“良渚人的家，就在沼泽地边，沼泽下面是淤泥，上面长草。哪几种草呢：芦、荻、茅草。他们先把地面的草割倒，用铲把草下面的淤泥切割，放于草上一滚，淤泥粘湿，再用芦苇绑扎，就成型了。”
而且，因为草和淤泥都用掉了，这里直接变成为河道，良渚先民们只要把家旁边的小竹筏拉过来，把草包运过去，就能做好这项工作。这比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把土挑过去更省时省力，“就是一次性做完的事，而且因地制宜。”王宁远说，“草裹泥本身体量很小，又软，可塑性好，与外面草茎贴合紧密，所以堆垒后，彼此贴合紧密，完全不会漏水。” 精确选址，有的放矢：良渚考古发掘从未停止
那么，是什么指引考古队如此精确地选址，仅仅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有如此重大的发现呢？
刘斌说：“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事实上，近一个世纪来，对良渚的考古发掘从未停止。 “良渚”在宋代被称作“梁渚里”，到了清代，才改为“良渚”。“良”是美好的意思；而“渚”则指水中可居的小洲，良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美丽的小洲”。今天良渚的“美丽洲公园”正是得名于此。
清末之际，良渚及周边地区出土古玉的消息在村民中广泛流传。到了民国时期，良渚一带的农民为利所驱，盗挖古玉成风，大量的良渚古玉流失。正是这些流失的古玉吸引来几位学者，为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复旦大学的何天行、余杭本地学者施昕
更，就是被载入史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
1936年，施昕更主持了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这也是江南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对良渚的发掘陆续进行了3次，积聚了一批实物资料，但当时的施昕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把它定为龙山文化的分支。1938年，考古发掘报告《良渚》出版了，使这个美丽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对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也逐渐展开。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环太湖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在学界得到了公认。 之后的70年代、80年代，良渚文化一直被考古界所关注，草鞋山、反山、瑶山墓葬中大量精美的玉器出土，同时，上海、江苏、浙江的其他地区也先后发掘相关遗址，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高潮，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5000年前的太湖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良渚考察时，曾经感慨地称其为“古杭州”。
2008年，被誉为“旷世之城”的良渚古城城墙被发现并报道，虽然时至今日，对古城墙的身份，学界还有许多争论，但其与历年发现的良渚文化天然的地理重合，以及与本次发现的水利工程的功能互补，众所公认。所以水利工程的考察选址于此，也算是“有的放矢”。良渚水利工程的“新发现”，其实是考古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对良渚文化遗址长期考古发掘的新成果的呈现。
“新发现”后，更重保护：大型遗址保护的标杆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选的三条标准中，一条就是强调发掘过程中及发掘后遗址、遗迹和出土文物的保护。
大面积的遗址文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尤其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来说，要使大遗址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良渚遗址的最大难题并非防盗挖，而是遗址内3.6万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17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对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和政府来说，令学术界一个个惊喜的发现，却意味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多了一道道“紧箍咒”。 “重科学，重投入，重持续，重民生。”这是当地政府提出的十二字口号，也是坚持至今的做法。
早在1995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由于104国道穿过良渚遗址，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
2000年，余杭确立了良渚、瓶窑两镇“跳出遗址区求发展”的思路，按照这一要求，两镇分别在遗址区外新辟了工业园区。
2007年，余杭又启动了“大美丽洲”旅游综合体建设工程，包括良渚国家遗址公园、良渚文化博物院、美丽洲公园、中华玉文化交流中心、创意小镇、五星级度假酒店、良渚文化村（高档住宅区）和农民联片新村等，以“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为目标，打造集考古体验、旅游休闲、文化创意、惬意生活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成为了山水、人文、古今和谐的“美丽之洲”。
30年来，余杭共投入数十亿元对良渚文化遗址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遗址保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虽然评上“全国十大新发现”，但良渚水利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远远没有结束。5000年前的水坝如何运行、库区里还藏着哪些秘密，等待我们继续去发掘。
去年开始，余杭良渚遗址管委会已经把良渚水利系统纳入良渚的保护管理体系中。良渚水利系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部门、余杭当地政府，显然感到保护的责任更重了。 “‘良渚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考古人80年不断追寻，终于吹去5000年的尘土，展现良渚人的梦想与荣光。”王宁远发出了这样一句很有“文艺范”的“获奖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