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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后革命时代”的危机
我一直用“革命”这个概念来称呼当代中国——“革命中国”，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或比喻性的说法。如果我们把革命解释成一个大规模的，尤其是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特征的一种群众运动（或者政治实践）的话，那么在1949年以后，这一“革命”则暂时告一段落。当然，不是说“革命”这个概念停止了运转，而是它仍然在运转，只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因此，1949年以后，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革命之后”的语境。1990年代以后，按照一些学者喜欢使用的另一个概念，叫做“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示我们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历史语境。但是，我愿意把1949年到1980年代——也就是20世纪的后半个时期——称之为“革命之后”的时代。
这个“革命之后”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强调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因此，它就不是以往那种大规模的以颠覆和反抗为目的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延安，因为延安时期包含了1949年以后这一建设的某些理念甚至制度设计在内，在这个意义上延安特别重要。第二，这个“革命之后”，除了建设以外，它还强调了治理，也就是说，它明显突出了国家的重要性。原来的革命是挑战和颠覆原有的国家形式，
但是1949年之后，一个建设的社会必定需要治理，因此“治理”这个概念，构成了“革命之后”的第二个特征。要谈到“治理”，就会突出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治理。这些问题，都和列宁主义，尤其是“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有关。
可是，革命的理念并没有消失。革命的理念进入“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势必与建设和治理这两个概念产生冲突，这个冲突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个矛盾怎样来解决？有没有能力来解决？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构成一种危机性的形态，就会生产出这个社会内部的危机因素。
因此，我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就是“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中的矛盾，简单地概括为五个范畴：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2.科层制度和全民参与之间的矛盾；3.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4.内在化和对象化之间的矛盾；5.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之间的矛盾。
当然还有很多的矛盾范畴。但是即使通过这五个矛盾范畴的
分析，我们也将会看到，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它使革命的理念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间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这个结构性的冲突才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
（一）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
中国革命在根本上包含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因此它一定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乃至所有权的革命性的改变。但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却为现代性所无法容忍。因此，即使在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度”中，仍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等级差别，也就是王实味当年所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平等的理念，当时激进的“文学青年”就不会对这一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
但是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一方面是为了保证领导干部的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一部分高级的知识人才。因此，它实际上包含了1949年之后的两个根本性的现代特征：即专业化和分工化。而这一现代性特征必然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而我们所熟悉的，就是1950年代供给制
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实际预示了社会重新分层的可能性。
所以，“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一方面，它强调平等，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制约下，又同时对社会重新分层。这个社会分层实际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第二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第三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一个无差别的社会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一差别被无限制地扩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仅可能生产一个新的官僚阶级，也有可能生产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文学方面，后两类矛盾（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实际上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或者说表达得不是非常的清晰。而且经常会通过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些定义，来掩饰或遮蔽这些矛盾。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作品，比如《千万不要忘记》，它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丁少纯的批评来进行掩饰——丁少纯对皮夹克和西装的追求，本身已经呈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地位差别。但是为了克服这个差别，仅仅把它定义为“个人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而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则被另一种叙述力图克服，比如《艳阳天》里面强调“丰收不忘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