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蔡翔：“后革命时代”的危机更新完毕开始阅读36ae290c814d2b160b4e767f5acfa1c7aa00828b
在这里，对国家的高度认同遮蔽了这一矛盾的实际存在。这一被压抑或遮蔽的矛盾在1980年代得到了一种“报复性”的叙述，但是这一“报复性”的叙述不仅没有制止社会分层的趋势，反而使得这一分层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支持。
但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则成为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矛盾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象征。这样一个格局——差距的扩大，新官僚阶级的产生——必然会导致对平等主义这一重要的革命理念的挑战。因此，“反官僚、反特权”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一叙事主题在政治的干预中顽强地延续下来，无论它的表现形式怎样千变万化，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一主题的存在。而且，这一主题始终得到的恰恰是平等主义这一革命理念的支持。这一支持构成的是一种内在的叙述动力，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深刻思考。比如，土改过程中，一部分干部利用权力在资源分配的时候获得了比一般农民更多的胜利果实——无论是土地，还是其他财产。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历史，往往是从历史已经形成的结果来讨论，比如合作化带来的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不搞合作化的话，当年在土改中间获得相当多的资源的这些干部中间，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压迫阶级。赵树理的《邪不压正》、《三里湾》，以及柳青的《创业史》等等，都
已经涉及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阶层比以前的地主阶级更厉害的一点在于，他同时占有政治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景。所以，即使在1950年代，文学已经在积极地回应这样一些危机性的因素的出现。这都是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间产生的新的问题。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危机。
（二）科层制和群众参与
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语境中，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要走高度专业化和分工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制度上无可避免地要实行科层制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同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官僚主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比较早地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革命的理念里，一直在强调群众参与。群众参与是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在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中，群众还有没有可能参与，怎样参与？这一矛盾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的出现。
第一，一个现代化的企业，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高度的专
业化；2.大量的合格的现代劳动力。社会主义同时面临着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曾经描述过“痞子运动”，但是所谓“痞子”从来就没有正面地进入过中国当代的文学描写。强调合格的现代劳动力，必定要重新强调工匠精神：即通过自己的产品，表达出一种对社会的高度的责任感。所以，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大都隐含着“生产”的概念。即使“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文学实际动用了很多的传统资源。比如说，赵树理在他的文章里面，会反复使用一个词——“正派”，他一直在说“正派”：干部要正派，农民要正派。什么是“正派”？在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文学中，有大量的老工人或者老农民的形象，这些形象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性的印象。这一传统资源被“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所吸纳，更多的是因为现代性的需要。但仅仅抓住这一点，很容易混淆“革命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的边界。也就是说，高度的专业化到底意味着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特别强调了现代社会的抽象性。这个高度抽象的系统涉及很多层面，观念、制度、经济，等等。但是这个高度的抽象系统，必须依靠技术的支持。没
有技术的支持，这个高度抽象的系统实际上是无法建立的。这也就是所谓专业性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构成现代的专家社会。但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为了克服这一高风险的危机，必然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这一信任的中介常常由专家（技术或知识）承担。
但是，在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一高度的抽象系统未必完全由“专家”构成。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并无意建立一个专家社会。但是不能说中国社会没有高度的抽象性，它的抽象系统实际上是通过政党政治来完成的，尤其是通过政党领袖——也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来完成。史华兹在讨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观察到的现象是“文革”这么乱，党委实际停止了运转，但中国的社会没有乱，生产没有停止，生活秩序也没有彻底瓦解，因此，他认为，控制中国社会的并不是表层的制度性的东西，他使用了一个概念“德性统治”。这个“德性统治”实际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高度的抽象系统，而且得到了这个社会成员的高度信任。只有到了1980年代，这一信任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1980年代的“信任危机”。因此，在中国“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和苏联不一样的即由高度的专家社会所构成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