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蔡翔：“后革命时代”的危机更新完毕开始阅读36ae290c814d2b160b4e767f5acfa1c7aa00828b
模式——因为这一模式首先面临的是“群众参与”的挑战。
显然，如果片面地强调“专家社会”，那么，所谓工农大众就有可能仅仅只是现代性意义上合格的劳动力而已。这和革命的理念就会产生激烈的冲突。而且，“人民”这个概念怎么处理？所谓的“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人民有没有可能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专家”——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讲演中已经表示了对这一专家社会的政治忧虑。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在这样的专家控制下，怎么解决底层人民的“尊严”问题。因此，在专家社会和群众参与之间，实际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包括必须的制度创新。
第二，中国社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动员结构，尽管它是非制度性的。但是这样一种结构必定要和专家社会产生冲突。汤森和沃马克曾经在《中国政治》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动员社会”的特点，其中涉及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他们认为极权主义是不可渗入性的，关键是构成这个极权主义的是官僚的、技术上是有能力的，也就是所谓的高度的专家社会。而动员社会具有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特征，是多样的也是变革的。这是他们对动员社会和极权主义之间的
差别性的一个描述。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实际很难容忍群众的全面参与。
第三， 1949年之后的中国没有可能马上建立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也和“专家”稀缺，群众识字率低下有很大关系。既然缺乏专家，那么它就必然通过群众参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群众参与的方式，通过两个层面进行：第一，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到1950年代，形成了一个非常普遍、规模也极其庞大的识字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或知识的普及运动。在政治参与的另一面，一定是知识参与，尤其在现代社会。第二，强调知识参与，就不能让知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是要让知识普及化，就必须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技术革新”实际也是围绕这些问题。而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挑战的恰恰是所谓“知识产权”这一概念。在“十七年文学”中，比如艾芜的《百炼成钢》，最严厉的批评往往在于一个人“有技术不肯公开”，所以这一“群众参与”的确有反现代性的一面，即认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形成，依靠的不仅仅是少数的专家，而必须是群众普遍性的参与。要普遍参与的话，就必须是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因此，它才会涉及到“红”与“专”之间的冲突。但是，它又是非常现代的，在制度层面上，它力图解决的，正是科层制和民主
化，也就是经济领域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在1960年代，通过著名的《鞍钢宪法》被相对地表现出来。
当然，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比如，在1980年代，在重新反思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对所谓的“单位”有过批评和分析，认为中国原来的“单位”承担了很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这种批评完全建立在高度分工化和专业化的现代性的基础上。但是反过来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单位承担了那么多的社会功能，甚至承担了很多的家庭功能——比如单位的浴室向职工家属开放——但是这样一种“单位”模式，对职工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很强的，工人和工厂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类似于血缘的关系，这是无法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进行解释的。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一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抑制了专家—精英集团的产生，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许多失误。
（三）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
1940年4月第6期的《共产党人》发表了谢觉哉的文章《民主政治的实际》，在文章的第四节“民主的含义是什么”中，谢觉哉着重讨论了列宁有关民主的定义：“列宁的苏维埃定义上说，‘他（指苏维埃）是先锋队，是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努力最先进部分的组织形式，因为被压迫阶级的全体广大群众直到而今还是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他们的先锋队经过这个机关可以促进他们的教育，训练并领导他们。’民主就是要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查路条》剧里的刘妈妈，是生活在历史之外的，居然负起政治责任来：‘朱总司令路过，也要路条子！’‘谁告示你的？’‘就是朱总司令告示的。’我们如尚不能把所有像刘妈妈这类的人都过问政治，那民主工作还没到家。真正像刘妈妈一样的人都参加了政治，那力量尚可以计量吗？这是民主的效果。”在延安政治的设想中，人民的翻身，“不止是由没吃没穿，翻到有吃有穿，而且是奴隶翻到主人的地位”。因此，在延安民主问题的辩论上，谢觉哉着重指出的是：“有些同志，以为民主只是官吏由人民选举。当然，这是民主的主要现象。但如没有别的东西，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施行选举吗？人民仍脱不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把民主仅仅解释为某种“选举”制度，王绍光曾经戏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