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蔡翔：“后革命时代”的危机更新完毕开始阅读36ae290c814d2b160b4e767f5acfa1c7aa00828b
“选主”。显然，延安政治对民主的解释更强调：“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在大家公认的条件之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谁都能发表意见，好的意见一定能被采纳；谁都有出来做事管事的义务与权利。这是民主的实质。”因此，《查路条》中的刘妈妈才会引起谢觉哉（也包括延安政治）的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之为“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的高度典型化的戏剧人物。这样一种群众进入“历史”的过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谢觉哉认为这才是“民主政治的实际”。这一民主的“实际”正是政治，而所谓“历史”也就是“政治生活”的时间表现形式。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感觉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某些理念或者社会设想已经酝酿在延安1940年代有关“民主”的辩论之中。这一设想我将其称之为某种“政治社会”的结构形态，这一结构形态通过“政治”这一公共领域将“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重新纳入到“政治生活及历史”之中，从而构成一种普遍的“政治社会”形态，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使群众“从他切身的事的经验”，“懂得与他切身有关系的大者、远者”。因此，一方面是经由政党政治的教育，从而确立一种“大者、远者”的乌托邦图景；另一方面，这一“大者、远者”又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即“切身的事”，只有如此，才可能构成一种人人参与的“政治社会”，这一政治社会显然并不等同于查特吉基于
印度经验所阐释的“政治社会”的理念。
显然，在这一“政治社会”的结构模式中，一方面突出了政党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只有通过这一政党政治才可能使那些“‘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政治社会”的形成显然和当时的战争环境——“例外状态”——有很大的关系。问题显然在于，在进入“革命之后”也就是“常态”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语境的时候，这一“政治社会”和民众（尤其是城市）的“生活世界”构成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政治社会”的可能性之一即是政治空间的无限扩大，并且导致它和“生活世界”之间的激烈冲突。我并不认可那种把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完全对立的叙事模式——这会导致一种简单化的历史描述。在这一叙事模式中，个人的生活世界是不容侵犯的，同时也是绝对自足的。因此，它强调了对公权力的警惕和拒绝。生活世界的确有它相对独立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和政治的密切关联，不仅政治渗透和控制着人的生活世界，同时，生活世界也会积极地影响政治。但是生活世界又的确有着相对独立的一面，因此，一旦政治空间无限扩大，
就会引起这一世界的反感和不满，包括个人的利益、欲望甚至趣味，等等。
而更重要的是，即使生活世界不是完全独立和自足的，但是它始终有一个自足性的愿望存在，并相应形成一种叙事幻觉。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一幻觉的重要性。这一幻觉隐含了种种反抗的可能性，尤其在文学中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需要处理的正是这样一种幻觉，包括这一幻觉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960年代前期，这一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冲突，变得再度激烈起来。再度激烈的原因之一，即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个人的欲望、时间、趣味、生活方式等等，在这一时间／空间之中，通过种种方式被表征出来，并相应形成一种分散化的趋向。显然，如何面对城市以及城市生产出来的此类问题，恰恰构成了对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最大的挑战之一。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革命实际上一直没有处理好它和“市民”经验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最终趋于破裂，并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积极回应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四）内在化和对象化
在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主人，用谢觉哉的话，就是人民的翻身，“不止是由没吃没穿，翻到有吃有穿，而且是奴隶翻到主人的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概念里面隐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尊严政治。一个社会重要的，不仅是财富的分配制度，同时还包含这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和尊严。“主人”这个概念所生产出来的巨大的政治能量以及对国家的认同，已经无需多说。需要讨论的可能是这个概念面临的理论乃至实践过程的挑战。
在我看来，所谓“主人”同时意味着的就是一种内在化的实践过程。比如说，机器原来是工人的对象，现在，不仅机器不是对象，工厂也不是对象，一切都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且在表述上也被身体化——1955年，国家正式发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告全国职工书》中，除了再次强调国家有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代性诉求，同时细致地规定了每一个劳动者所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