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中国制造业“血拼”发展方式已到尽头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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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相同。有可能像美国工业这样的路径,也可能走向德国工业的路径,也可能走向希腊之路,或西班牙之路等等。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你是往“德国”方向走,还是往“希腊”的方向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中国经营报》:看来,中国工业发展还有迫切的需要和巨大的空间,应该进一步构筑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

金碚:确实。首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建设任务仍很繁重。例如,我国广大农村的建设水平和基础设施不仅同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而且同国内城市相比也是差距甚远。因此,中国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量巨大,必须以大规模工业品生产和供应为前提。也就是说,城市化必须以加速工业化为基础。

其次,中国要解决所面临的所有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都必须依靠发达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先进的工业技术水平。人们常常批评工业增长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问题,其实,如果没有工业发展,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将更加严重,而且根本没有解决的条件。因此,只有依靠更发达的工业体系和更先进的工业技术,中国才能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再次,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有发达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工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产业载体,不仅本身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最重要领域,而且第一、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也必须以工业的技术创新和运用为基础。现代农业实质上就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对科技的大规模运用。 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体是实体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即使是服务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必须以先进制造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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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技术条件。所以,中国要想形成新的产业门类和发展未来的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就必须依赖于先进制造业的更大发展。 发展制造业的关键是精致化

《中国经营报》:在新形势下,对于制造业企业挑战有哪些? 金碚:近几年来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各类要素价格在上升,环境保护的标准大幅提高;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增长将长期低迷。所以,以往“血拼”式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制造业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源泉必须也必然发生重大变化,将越来越依靠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植入制造业,以及工业和信息化的融合;第二是企业管理制度改进,管理效率的提升,并且不断优化管理理念和更新商业模式;第三是综合运作生产要素,即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资源,形成更长产业链上的集团化经营能力。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制造业精致化的扎实基础之上,这种精致化特质必须渗透到价值理念的基因之中,而且要在本土文化土壤中获得活化的生命力。因此,工业化的本质不只是物质生产,更是文明进程。

中国制造业尽管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但整体素质还不高,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缺乏,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更重要的是,即使处于中低端,其精致化程度也不高,大多比较粗放,中国制造业在把产品做精做细以及与此相关的管理方面同优秀的制造业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远远没有形成成熟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素质。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扩张速度掩盖了其内在弱点,所以,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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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要把制造业做精致、做扎实,在此基础上做高端。而所有的技术创新也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形成长久可持续的竞争力。 《中国经营报》:在未来,企业回归和专注主业是不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金碚:现在,中国企业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寻找自己更专注的发展方向。因为中国在金融膨胀时,对于企业的诱惑很多,我们很多的企业家都变成投资家了。但是,企业家和投资家是有分工的,要么做投资家,要么做企业家。当然企业真正做大、做成功以后,也可兼着做投资。但是现在中国特别需要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工匠精神,要专注于实体产业的精致化、高端化发展。

中国企业家在文化传统方面总体上很缺这种精神,不仅高技术产业弱,很多中低端的产品也一样竞争不过人家。大家认为我们飞机造不过发达国家,其实,螺丝钉、金属件也造不过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德国的工艺水平是最高的,即使是法国、意大利的许多产业所达到的工艺和技术水平也不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可以达到的。创新不是见异思迁,相反,创新应是执著的进取,达到世界产业高地的制高点。在产业大洗牌的过程中找到你所专注的发展领域,中国需要这样的企业家,而不一定是大企业、大规模。德国、日本真正的产业竞争力基础实际上是那些占据着产业高地的众多中小企业(即“隐形冠军”)。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中小企业”似乎就是“落后”的代名词。而人家的小企业许多是传承几代的家族企业,多少年就专注做这一种东西,精益求精。可惜中国企业非常缺乏这样的专注精神。

《中国经营报》:德国的工业和制造业传统非常悠久,形成了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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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明,很多企业致力于把本产业产品做精做专,这给中国制造业有什么启示?

金碚:从全球来看,在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冲击下,德国还表现那么平稳,就是因为德国实体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基础很扎实。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有本土特色的先进制造业文明。

在不同的制造业文化背景下,德国和中国的工业企业的观念是有很大差异的。德国员工比较坚守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想当个工程师,想当个优秀蓝领,把产品做到最好,并以此为豪;但中国员工往往考虑更多现实的东西,如收入和职位。这也与各国的教育体制不一样有关,中国的大学远远比德国要多,但受高等教育后愿意从事实业生产的人数比例远远低于德国。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希望收入更高,到政府部门、大企业从事管理岗位;但德国有大量高质量的职业高校,学生毕业后愿意从事技术和制造行业。

政府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

《中国经营报》:不过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窘境: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和人们都认为做实业越来越难。产业间巨大的比较利益差距使人才和资金的流动倾向于选择更具赢利性的虚拟经济投资,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

金碚: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与我国改革开放选择的路径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级差式的,因而长期存在差别化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中,工业发展多年来实行“血拼”式的竞争方式,在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工业领域遇到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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