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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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民主德国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必须承认德国的东部边界的变化,必须承认柏林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必须承认1938年慕尼黑协定从一开始就无效。从阿登纳政府始,随后的艾哈德政府、基辛格政府在东方屡屡失败都充分说明,联邦德国在制定东方政策必须要充分的考虑苏联的欧洲战略,考虑如何将德国的利益和

【31】34苏联的安全需求有效的结合起来。

苏联对联邦德国态度的改变是新东方政策的出台和能够成功的重要条件。在新东方条约体系的建构中,苏联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联邦德国和苏联在预备性谈判中形成的巴尔文件以及其后签订的莫斯科条约构成了整个东方条约体系的框架。放弃使用武力原则和边界的不可侵犯原则成为了整个东方条约体系的基础,其后联邦德国与波兰、民主德国等东欧国家的双边条约都是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的。苏联和联邦德国的谈判以及随后签订的莫斯科条约,成为了其后联邦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条约效仿的范本。联邦德国和波兰的华沙条约就是莫斯科条约的翻版。并且,苏联利用了它在东欧集团的霸主权威,压制了东欧盟国内部对于新东方条约体系的不同意见,对整个新东方政策条约体系的建立中起到了推

【32】15 动作用。这在两德谈判以及柏林谈判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再次,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而不是一个经济大国。对于联邦德国来说,苏联的经济吸引力是很低。苏联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阿登纳时期是低水平的。即使是在勃兰特时期及其之后,联邦德国与苏联的贸易额在联邦德国对外的贸易总额上也是很少的。

七 新东方政策的意义

“新东方政策”理顺了缓和与统一的关系,它扬弃了“哈尔斯坦主义”,它确定了方向,开通了航路,在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哈尔斯坦主义”没能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首先,“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密切了东西两德的关系。

勃兰特承认东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表面上看来他是承认了两德分裂,但是,他认为东西两德的人民同属于不可分割的德意志民族。实际上,勃兰特超越了政治隔离和分野,转而在历史形成的民族这一层面上来论证德国统一的必要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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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表明两德作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在一段时间内实现统一,但是却以另外一种更巧妙,更迂回,而又更加能够迎合人民心态的方式来表达对统一的企盼和展望。它不像“哈尔斯坦主义”,好像在原则上寸步不让,却适得其反,统一的双方当事者没有接触,缺乏沟通,只能以失败告终。在这种以缓和为主要基调的“新东方政策”作用之下,两德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新东方政策”推行后,两德签订两德基础条约,为两德关系确定了基本的原则框架。而后,两德又达成一系列具体协定,如贸易,边界,交通,邮电,家庭团聚等方面。仅以两德间的人员往来为例,从西德和西柏林前往东德和动柏林访问的人数,“1970 年是 250 万人次, 70 年代后期则多达每年 800 万人次,而作相反方向的旅行和访问者,1978 年也高达 138 万人次,比 1970 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不仅如此,两德在经济联系上也日渐密切,双方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大部分都呈稳定增长的势头。自1969 年起,两德贸易的增长速度更是明显地加快。“例如, 1969 - 1978 年 10 年间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前 10 年( 1959 - 1968 年)间的增长速度”。除此以外,两德还合作进行了许多项目的建设。两德关系在互相磨合中逐渐发展,两德统一毕竟是德国人民自身的问题,其最后解决必然是主要由两德人民来完成,外力终究是占第二位的。因此说,两德关系的日渐磨合和改善构成了两德走向最终统一的内在的基础。它就像一股历史的潜流在潺潺地流动,而这股清泉的源头便是勃兰特的“新东方政

【33】45 策”。

其次,“新东方政策”的推行调整了西德与西方集团及苏东集团的关系,为两德最终实现统一初步地扫除了外部的障碍。

虽然说两德统一主要应由德国人自己来完成。但是,德国问题从历史渊源上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年德国的分裂是从属于东西方冷战利益的,东、西两德分别被苏东集团和西方集团绑到冷战的战车之上。尽管在全球出现缓和之时,双方独立倾向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在统一德国的问题上,两大集团的作用与当初分裂时比较已经小了不少。但是,他们的作用却是丝毫不可低估的。也就是说,当时分裂时他们积极参与,“解铃还需系铃人”,作为“始作俑者”的他们注定在德国再次统一的问题上都会积极参与。勃兰特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增加内部推力的同时,也注意要减少外部的阻力。只有这样,才能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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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勃兰特积极寻求西方集团对“新东方政策”的支持,虽然它不再是单纯地倒向西方,但是它的立足点仍在西方。“新东方政策”决不是要摆脱西方联盟。相反,它要以西方联盟为后盾和保护伞,使得同苏联接触时有了一定的分量和筹码。这样,联邦德国的做法仍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之内。勃兰特一直坚持以西统东,以资本主义的西德来吞并社会主义的东德,这一点美国也是十分赞赏的。因此说,“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支持和认可。

“新东方政策”实施以后,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及民主德国的关系发展迅速。“新东方政策”认为只有欧洲东西方缓和了,“以接近求改变”的长远目标才能实现。对苏东方面,此政策把发展经贸关系作为重头戏。所以,“新东方政策”实施后联邦德国同苏联关系迅速发展的最突出表现,是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合作的加强。然而,经济是开路先锋,而政治目的才是最根本的。对苏联来说,也愿意与联邦德国维持友好关系,因为联邦德国是西方联盟中的重要而特殊的一员,与之友好相处可带动苏联与整个西方关系的政策,有利于巩固缓和的局面。

【28】34 因此说,苏联对“新东方政策”也是持赞同态度并积极合作的。

另外,联邦德国还同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家恢复关系并签订条约,为进一步开展同东欧国家的关系扫清了道路。勃兰特政府实现了同苏东关系的改善,自冷战以来的西德 与东方关系僵局终于打破了。勃兰特之后的政府则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采取更切实的行动。 所有这一些努力和随之取得的成果,集中到一点便是消除两德统一的外部阻力,从而使两德统一在不断增加的推力的作用下加速发展和实现。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新东方政策”,它能同时与东、西双方都处理好关系,具有“哈尔斯坦主义”所不具有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可以说,“新东方政策”灵活机动,左右逢源,既注意考虑西方,同时也考虑东方的利益,从而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消除统一路上的“拦路虎”。

八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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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政策”是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勃兰特的一个现实主义的抉择。该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实质是为了维护联邦德国的利益和民族利益,实现两个分裂了的德国重新统一。虽然该政策包含向东欧和平渗透的因素,但仍不失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走向和平共处的一 个重大步骤,有利于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促成了欧洲安全和合作首脑会议的召开,改善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影响比较深远。然而该政策有其局限性,即具有实施的不彻底性和脆弱性。

新东方政策也是战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它调整了战后联邦德国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加强了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改变了联邦德国在东欧的孤立状态,为以后德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苏联在新东方政策的出台和新东方条约体系的构建过程具有重大作用。苏联在经济上对联邦德国的需求,在外交上对联邦德国政策的改变,是新东方政策出台的重要因素。在新东方政策条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联邦德国和苏联的《莫斯科条约》为整个条约体系确定了原则和基础。之后的柏林问题的解决、两德关系以及联邦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的正常化,苏联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苏联对德政策的变化成为了新东方政策出台的重要的外部条件,而新东方政策的实施又加强和改善了联邦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从而也直接促成了两德关系的正常化,这为新东方政策的最终目标——德国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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