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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到文化：梁启超晚年思想的转向及其原因
作者：廉琰敏
来源：《理论观察》2014年第04期
[摘 要]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梁启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他的思想以1918年为界发生反差巨大的变化。梁启超最后十年退出“政坛”后，醉心于以中国古典文化，并以此为载体引入西方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化。
[关键词]梁启超；晚年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文化主张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4 — 0081 — 02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曾用笔名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少年中国之少年等。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派的主要领袖之一，同时也是清朝末年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之一，戈公振先生曾评价他说：“我国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但以1918年为界线，梁启超形成二个前后有着巨大反差的思想。 一、梁启超晚年思想的演变过程 （一）梁启超前期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大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早期的梁启超信“民权”，以“进化论”与“民权”思想为理论基础阐明君政与民权的关系，这与他自幼研习典籍和受戊戌时期变法的思想密不可分。他18岁随父入京，得阅介绍西方的书籍，借此开始留心西方文化制度。他早期思想继承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认为像洋务派那样光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技术不够，应该在制度上做一些改变，比如在经济上要求变官办为商办或官商合办，提出“商战”的口号，在政治上初步提出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1〕1895年梁启超与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上书，商议变法事项，开始了一场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变法中，梁启超在理论方面有了比以往更大的突破，他在这一时期的核心思想是“民权”思想，“民权”思想已然达到了资产阶级理论的高度，也是他超过改良派有着自身创新的地方。而这一思想在他日后的理论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由于戊戌变法的刺激，他抛弃“托古改制”等学术外衣，开始就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为载体做探讨。1900年，他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认为《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的良药。他认为“主权之用可分而主权之体不可分”是《民约论》的主旨。应先设立立法权，执行不能“使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