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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发展中具有新的面貌和内涵。
论述班固《两都赋》：
《两都赋》以“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相互夸耀辩难结构全篇，描摹西都的形胜巨丽，铺叙东都的礼乐制度之美，表达了作者尊崇礼仪制度而排斥形胜奢华的思想。《两都赋》在汉赋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新的内涵。①在赋的题材和内容上，不再以田猎、山川、为主，着重写京都，尤其是铺叙京都观念。②在谋篇布局上它摆脱了西汉大赋通篇铺叙摹画而“曲终奏雅”的模式，极大加强了讽喻劝导的篇幅。③《两都赋》主客辩难、抑客扬主的基本结构，描摹夸饰的基本笔法，以及鸿篇巨制的规模都还有模仿司法相如的显著痕迹。
3、张衡的《二京赋》
论述张衡在赋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东汉赋体文学的创作，呈现为由大赋向抒情小赋的发展变化。张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是承前启后的作家。
①张衡的《二京赋》在谋篇立意上虽然基本是模仿班固《两都赋》，但有所发展，除描绘田猎、宫室等，它还把商贾游侠、辩士以及街市、百戏等市井万象写入赋中，展示了一幅都市生活全图。《二京赋》的规模、容量和篇幅都超过前人，成为汉代京都赋的极致。②张衡的《二京赋》，是汉代大赋的绝响。其《归田赋》又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赋作抒发入世的感慨和厌倦，描写回归山水田园后悠然逍遥的生活，表达作者出世的愿望。③归田赋》全篇只有四十句，形制短小；语句清丽流畅，绝无夸饰堆砌；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情志，个性鲜明。这些特点，都标志着汉赋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
（三）抒情小赋
1、小赋的特点
在内容上侧重咏物和抒情, 在形式上篇幅较大赋短小,不用问答体, 通篇用韵文,个别的也用楚辞体句式。小赋同大赋有明显区别,比较接近骚赋，但它在内容上也有侧重咏物的，并且多不用楚辞句式，因此与骚赋又有区别。
2、代表作
①张衡的《归田赋》是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形制短小，语句流丽，个性鲜明。标志着汉赋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
②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激烈抨击时政，直抒愤激之情，无所掩饰，在汉赋中十分罕见。
③祢衡的《鹦鹉赋》通篇用比喻象征，用反讽的手法，正言曲说，表达了自己的困厄和无奈。 二 赵壹简介（作品选p357）
三 《刺世嫉邪赋》
①《刺世疾邪赋》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是一篇政治抒情赋。其主旨就是讽刺和谴责当时邪恶的社会风气。它一反传统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尖锐地揭露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德风气的败坏，邪恶奸佞的得势，权门豪族的不法，正人贤才和贫贱阶层的被压抑，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正直耿介的性格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其感情的激烈,语言的犀利, 揭露的深刻, 在汉赋中是仅有的。完全不同于以前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突破了赋颂传统。
②议论纵横，词锋犀利是本赋的显著特点。在具体写法上，采用“剥笋法”层层推进，从评历史到论现实，从批判世风到揭示原因，从抨击当权者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步步深入，明朗畅达，语言刚劲朴素，说理透辟，有似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此外，本赋寓议论于抒情,加上用了许多贴切的比喻和生动的描述，使语言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和诗的情味。而赋末用两首五言诗结尾, 结构上颇为别致。
第三章 汉代史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和创作
一、天才的独创——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条件 司马迁（前145景帝中元五年—前87年武帝末年），字子长，生于龙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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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喜，是有爵无官的五大夫，家境贫穷，司马迁十岁以前，“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亲司马谈移居京师长安，“年十岁则诵古文”，向孔安国学《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他的一生，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史记》的一生，围绕《史记》的创作，看一下他的生平。 1、家庭的影响：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事业理想方面受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影响。 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学术上颇有抱负，他写过《论六家要旨》。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他对前五家都进行了批判，惟对道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兼具五家之长而没有他们的短处。甚至直接指责儒家“博学寡要，劳而少功”，这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司马谈的这种学术思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对司马迁的思想和治学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谈在任太史令时，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莫不毕集于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修著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未能如愿，临死时，就将这一未能实现的理想留给了司马迁，他在遗嘱中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矣。”司马迁流着眼泪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父为太史令，开始搜集材料，做写作上的准备。武帝太初元年，着手起草。
2、三次漫游：中青年时代，有过三次大的漫游。 第一次：青年时期漫游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左右，出游到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许多地方，到过屈原流放的沅、湘地区，在屈原自沉的汨罗凭吊；到庐山、九嶷、会稽等地，收集关于帝舜、夏禹的传说，访察了春秋时越王勾践的遗迹；北上淮阴，访问了韩信的故乡，搜求了韩信早年在乡里的故事；在山东曲阜，参观了儒家旧存的礼器；过徐州，考察楚汉战争的战场；归途中在魏都大梁，观看信陵君遗迹。这次漫游的收获对后来写作《屈原列传》、《武帝本纪》、《夏本纪》、《淮阴侯列传》、《越王勾践列传》、《魏公子传》以及楚汉相争的社会、政治、地理形势都有很大帮助。
第二次：奉使随征巴蜀以南
司马迁回到长安后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入仕后，奉武帝之命，奉使随征巴蜀以南，抵达邛（四川邛崃）、笮（四川汉源）、昆明。这一带属少数民族居住区，司马迁随着出征的军队，考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收集资料，后来写成了《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对西南地区的物产、地貌做了详尽的记述。这次出游使他得到了难以得到的可贵的资料。
第三次：随武帝进行“封禅”大典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从长安出发，东行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迁作为皇帝的随从，一路追随武帝到泰山。封禅之后，他又从武帝“帅师巡边”，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呼和浩特附近），又东至碣石（昌黎）、辽西（辽宁义县西），考察了中国北部、东北部许多地区的情况，为后来写作《秦始皇本纪》、《武帝本纪》、《蒙恬列传》等创造了条件。
3、李陵之祸
司马迁38岁时做了太史令，42岁时，武帝下令实行太初历，即改秦历为夏历。司马迁认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便在这一年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发生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司马迁根据平时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而肯定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武帝认为他是有意为李陵辩护，将他下狱治罪，他“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报任安书》），天汉三年，遭受宫刑。这桩遭遇对司马迁打击很大，使他对统治者的刻薄寡恩和上层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了深切的感受；同时也逼着他为了雪清耻辱，发愤著书，以十分刚毅的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并通过《史记》鞭挞黑暗、表彰正义。关于这，在《报任安书》中做了详尽的表白。他想到过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想到许多发愤著书的例子，决计忍辱含垢，坚持他的著作理想。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史记》大约写了10年，在极端悲愤中完成。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于四年后即太始元年（前96年）遇赦出狱。出狱后担任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近旁秘书），这个职务当时是由宦官担任的，他担任这个职务，深以为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是在屈辱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二、时代的必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客观条件 从文化上看，汉武帝重视文化上的建树，《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实秘府。”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而且按照当时的制度，“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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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即都掌握在史官的手里，这就为编纂大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从社会发展看，西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西周到秦朝，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和纷争的局面，秦统一中国，但历史很短，直到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才算巩固下来。这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各项具体法令制度也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对以往的历史做全面总结的要求也就提出来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汉代以前的史书虽然出现得不少，但或分国，或断代，无论从规模和体例，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于是一种通古今之变的新体裁的历史著作，也就应时代要求而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司马迁的《史记》是他天才的独创，也是时代的必然。
三、司马迁的其它著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有著名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
第二节 《史记》的内容
一、《史记》的体例
司马迁遍览经史，亲自调查，网罗一切可以获取的史料，考核编排，写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规模宏大的《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通史（创造了纪传体的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52万字，130篇，开创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写通史的范例。
12本纪：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兴衰沿革，是全书的纲领； 10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
8书：载录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的专史 30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
70列传：历代有影响的人物或集团的传记（少数列传是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
五种体例，互相配合，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整体，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个核心部分，都是写人物为主的，用纪传体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开创。十表、八书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形成对核心的补充。通过这个有机的结构体，司马迁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初衷。后来我国封建社会许多历史家撰写史书，虽在体例、名目上略有不同，但主要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及其意义：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究天人之际：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
天人感应：董仲舒讲“公羊学”，他把本来是讲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到社会人事方面，制造出一套专用天象占卜吉凶的迷信思想。他一方面说一切人事都是由天有意识地安排的；另一方面又说天对于人事间的活动也会有所反应。如果有谁违背了天道，不服从天的意志，天就要降灾谴告，加以惩罚，这就是“天人感应”。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成为风靡一时的统治思想。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正好相反：
①他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学说加以区别。在《太史公自序》中全文引用了《论六家要旨》，认为把阴阳四时加以神秘化，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的观点其实是未必然的。如果相信这种学说，就会“使人拘而多畏”，完全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司马迁认为春夏秋冬是自然规律，认识它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按照自然规律从事生产活动。
②司马迁对当时流行的“占星术”、“望气术”和神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在《封禅书》、《武帝本纪》中对于汉武帝的求神访仙的迷信活动进行了讥刺，说汉武帝相信方士的鬼话，劳民伤财，一次次求仙访道，但又毫无结果，“其效可睹也”。
③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向传统的“天道”挑战。认为通常所说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从历史人物的实际遭遇看，奸邪小人往往安富尊荣，公正刚直之人终生苦难，司马迁“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项羽本纪》太史公曰抓住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加以评论，认为项羽的失败完全是他政治上、军事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造成的，绝不是“天意”的结果。
从这一点来看，《史记》具有科学性。
2、通古今之变：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 ①历史进化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历史观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改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如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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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吴起的改革、商鞅的变法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说吴起改革的政绩是“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变法的政绩是“行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秦始皇的问题也是如此，司马迁曾称“秦为暴秦”，“无道秦”、“虎狼之秦”，但对秦始皇实行改革的功绩还是肯定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反映出一种后今博古的思想和一个历史家“通古今之变”的眼光。
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辩证思想：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就是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项具体制度由盛而衰之理。历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迹可寻的，而且往往“盛”中包含了“衰”的因素。如《平准书》中记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着衰败的因素——富贵者役财骄溢、争于奢侈，“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说明司马迁在研究历史时，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注意说明历史的转化，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3、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当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孔子“因史记（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孔子之所以借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①揭露统治者的暴行、暴政：
司马迁没有抹杀刘邦推翻暴秦、统一天下、开创大汉帝国的历史作用，也写了他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眼光和作为，但是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书中写刘邦原是一个“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市井歹徒，与项羽争夺天下，固然有计谋，但处处表现出他残酷无情与市井无赖的嘴脸。《项羽本纪》中写刘邦一次被项羽追逐，他将儿子孝惠、女儿鲁元推下车去，车夫滕公看不下去，“常下收载之”，而他“如是者三”。又一次被项羽包围，刘邦父亲被项羽捉来，威胁刘邦要杀他父亲，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叔孙通为他制定朝仪，引群臣行礼，他顿时飘飘然，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得意忘形的嘴脸。《淮阴侯列传》中更借韩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话，揭露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刻薄寡恩。司马迁正是通过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描写，揭露了开国之君的真实面貌，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史记》对于“今上”汉武帝也颇多微词，据说《史记》中原著《武帝本纪》因触犯忌讳太多而被抽掉，今本《景帝本纪》、《孝武本纪》是后人补撰的。但从《史记》的其它篇章里，仍旧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揭露和讽刺是不亚于刘邦的。《封禅书》写武帝求仙访道的荒唐可笑的事实；《平准书》记载武帝为享乐和对外发动战争而加重税敛；《酷吏列传》细致地记述了围绕在武帝周围的一群酷吏：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最受武帝信任，治狱时，巧立名目，不问是非，专以武帝私心好恶为标准。杜周治狱，“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质问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照律令，立春后即停止用刑。这个嗜杀的酷吏，竟气急败坏地顿足：“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满怀激愤地写道：“其好杀伐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原来武帝十这群刽子手的总后台。
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农民起义的合理性：
陈胜、吴广起义，他说陈胜虽死，灭掉暴秦，是由陈胜首事。破例将陈胜列在《世家》中去写。把陈胜看作商汤、周武王灭虐创新的人物。同样地，司马迁也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写了《项羽本纪》，主要是因为项羽也是一个在秦末“乘势起陇亩之中”，一往无前地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人物。
③歌颂反抗暴政的刺客和侠客和一些具有优良品质的中下层社会人物： 《史记》专辟《刺客列传》：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等。对他们视死如归、反抗强暴的行为做了生动的描写。
《游侠列传》写了一些救人之急、解人之难的侠义之士，“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如朱家、郭解等。
《魏公子列传》中为魏公子出计窃符救赵的夷门监者侯嬴，椎杀大将军晋鄙的屠者朱亥，促使魏公子归赵救魏的毛公、薛公。虽地位低下，但都具有一些优良品质，司马迁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歌颂。
以后两千年的正史，绝少写这样的人物和内容，班固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 ④歌颂爱国人物和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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