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资本家的心态转变 看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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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历史的主人,认识到祖国的伟大、可爱,进一步体会到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设伟大的祖国。很多资本家还认识了私有制的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有了进一步理解,纠正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等错误观点(19)。学习过程中,党还特别重视资本家中骨干分子们的作用,因为他们积极宣传国家的政策、法令,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好处,同时以身作则,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和合理意见,帮助和推动大家学习。(20)其次,在1954年宪法公布后,党组织资本家进行学习,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前途。资本家洪瑞瑾说:“我过去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和优越性是不大了解的,经过这一阶段学习,使我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远景。”朱振宇说:“旧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家没饭吃;何况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我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不容许的。”资本家杨穆说:“我过去根本不懂得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一条路,通过学习,根据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21)当时还有不少人认为当资本家的子女是低人一等,有抬不起头来的情绪,对党和政府说出了“入团不行,就业不行,当兵不行,升大学不行,留苏不行”的苦衷。为了使工商界家属、子女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助力作用,南京市工商联和市妇联、团市委密切配合,对全市广大的工商界家属、子女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22)

这番教育在广大的资本家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很多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对于自己个人前途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提高,纠正了过去“国家有前途,个人无前途”的看法。如鲜肉业朱松铨说:“以前我总以为国家是国家,我们是我们。国家前途如何,对于我们小商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经过党的教育后,觉得这样的看法不对。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今天我们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不管大户小户一视同仁,都是在接受改造”;金陵布厂邓九庚也说:“我一直都存在这样想法,即国家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可是我们资产阶级是注定要消灭的,个人的前途是渺茫的,因此很苦恼。我在学习宪法以后,才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注定要消灭,作为我们资本家来说,只要接受改造,不做违法的事情,国家会照顾我们的,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也会得到适当的安排,我们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被剥夺,我以前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对于我们资本家来说,现在就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经营,真诚地接受改造。”后来,在南京市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资本家们还进行了以检查剥削和建国后的错误行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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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的思想检查,有的暴露了家庭内部争夺家产的丑态,有的谈出了自己剥削起家的历史,批判了私有制的罪恶,有的人检查了解放以后的对抗思想。如汽车运输业的资本家王某,在会上检查了“吃光、用光,带老婆去逃荒”对抗改造的态度和曾卖了两部车子带老婆去杭州玩等事实。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实践证明是很有效的(23)。通过对资本家家属、子女的分头教育,党的政策也开始深入到资本家家庭中去,引起了他们内部的变化,为改造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例如,兄弟百货公司老板李某,在决定接受公私合营时,他老婆曾和他大闹一场,李某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安,现在他的老婆已经主动地在妇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还有很多资本家家属在妇联主动替她们的丈夫“排队”。当自己的丈夫符合进步分子的条件时,她们都很高兴;当看到自己的丈夫排到中间、落后时,她们当场表示要督促丈夫向先进看齐。(24)

经过教育,南京许多资本家对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拥护的,尤其是大中户更为兴奋,甚至责怪同业公会是“小脚女人走路”,落在其他行业后面。不少资本家过去认为“企业小,资金少,公私合营没希望”,现在看到一些中小行业实现合营后非常高兴。有的资本家说:“过去是丑媳妇见不得公婆面,不敢对人说要求公私合营,而且也没有人想过公私合营,这次也能合营,做梦也想不到。”还有的资本家说:“过去企业困难,度日如年,现在觉得有了信心和希望,都在想办法克服困难,工作也积极了。”(25)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莅临南京视察,先后视察了栖霞区十月村、玄武湖蔬菜社、南京无线电厂,在市机关大院会见了参加市第四次党代会的代表,并接见了省、市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代表等。在与南京市工商界的座谈中,南京市工商联、民主建国会的领导陈邃衡、陈春华、姚乃煌、史乃修等一致向毛泽东表示拥护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要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来。(26)根据中共南京市委的报告,南京资本家中的积极分子也增多了,其比例大约达到45%―50%,有2100多人自愿参加了合营工作队;中间分子许多转为积极,或倾向积极,许多落后分子也都卷入运动。就申请合营的自愿程度看,以秦淮区3个商业行业76户为例,自愿要求合营的占74%,随大流来的或思想不完全想通、有些勉强的占25%。鼓楼区6个商业行业234户中自愿合营的占87%,随大流的或比较勉强的占13%。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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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日两天内,南京市的工商业者争先恐后地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和合作,热烈情况是历史上所没有的。有的工商业者为了要争取“坐第一列车到社会主义”,申请前夕兴奋得连觉也不睡了。天刚破晓,已经有许多行业的工商业者抬着“快马加鞭,奔向社会主义”、“放弃剥削,学会本领,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劳动者”等各种标语,在锣鼓声、鞭炮声、欢笑声中,浩浩荡荡地去申请合营,一些年老的工商业者和家属也参加了队伍。17日,南京市举行万人大游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27)。

政府虽承认和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而企业的内部关系并没有得到调整,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南京市委和政府及时制订了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政策,妥善处理私股财产、定息等问题,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和资本家的双重改造。定股是对资本家加入合营企业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核定私股的股额。根据中央的精神,当时在清产核资中采取了从“宽”和从“了”的方针;定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按照资本家在企业中的股份每年发放年息五厘,从1956年起到1962年止七年不变。这些政策在资本家中产生了积极反响。有的资本家感到心里安定,甚至喜出望外,特别是大、中户说:“每年可以拿到五厘,一共可拿七年,这样一来,我的心理就安定下来了。”有的资本家表示:“改造以后,听说还有定息可拿,原来想只能拿两三年的,现在政府规定可以拿七年,我心里很高兴,这是政府给我们的照顾。”还有的资本家说:“我开店19年来,没有今年日子好过,过去每年虽有盈余,但积累在账上不好拿做私用,今年我能拿到定息1000多块,当然是很高兴的。”南京冷食厂副厂长朱锦华、大同被单厂严玉珊说:“七年时间对我们太好了,到那时我们的子女正好可以接我们的班,我们生活也有保障。”姚乃煌说:“解放后,共产党实行四马分肥,我要出很大的力气,说服工人,才能拿到25%的利润,定息实行了,现在我可以不看职工的脸色了。”(28)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还存在着如何安排资本家工作的问题。虽然大部分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希望通过参加工作将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也有一些人希望职位照旧、工作照旧,一切原封不动,有的则把合营后的人事安排看作凭股份大小来决定,有些大厂的资本家想做经理,“职位高些,责任轻些,钞票多些”(29)。南京市党政部门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资方人员进行了安排。“量才使用”,就是根据他们的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经营作风、体力精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表现来安排职务,“适当照顾”,就是对一些年老体弱或原在企业中有业绩而现在已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员安排比较适当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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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者本人退休吸收其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参加工作。安排过程充分贯彻了民主协商的精神,名单先经工商界酝酿讨论,公私协商,最后由政府批准(30)。以陈邃衡为代表的资本家中的骨干分子,对党的安排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我当选为副市长,是由于我八年来有贡献,有本领,能搞一套,因此心安理得,理所当然。”(31)可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向是非常重视党外知名人士的,只要他们能够积极配合,党对他们的政治作用是重视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十分微妙的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必然要把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而南京的资本家们在大势所趋面前,尽管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动摇或反复,但终于都顺应潮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1955年10月所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32)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各级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十分注重宣传教育,重视资本家中骨干分子的积极作用,采取灵活的措施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也是最终顺利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朱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南京210019〕

注释

(1)《南京工商界的思想变化过程史料》,南京市档案馆藏,6005-2-329。

(2)《南京工商界的思想变化过程史料》。

(3)参见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4)参见《解放后南京的工商业情况》,南京市档案馆藏,6005-1-214。

(5)参见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南京地方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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