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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激情——对当代政治抒情诗的话语分析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随着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历史的主题，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便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直接，以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直到70年代末，当代诗歌少有不带有政治色彩的，从政治角度观察、思考并表现社会生活，在取材时集中
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内容，或直接表现具体的政治事件，或通过不同的生活侧面表现社会普遍的政治情绪，并以政治标准评判作品的价值大小，成为相当长的时期中主要的诗歌潮流。很显然，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诗歌主潮的诗体，非政治抒情诗莫属。如果我们在新的历史高度将这些诗作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来考察并分析其规律性的话，我们则能得到全新的启悟与感受。 作为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思潮在诗歌实践中的直接成果，政治抒情诗的出现最早可以溯源到20年代瞿秋白的《赤潮曲》、蒋光慈的《血祭》，30年代殷夫的《我们》、田间的《给战斗者》，40年代何其芳的《毛泽东》等都是这一诗体的早期名篇。但是政治抒情诗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则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是由政治抒情诗在50年代非同寻常的兴盛所导致的。1949年底到1950初，胡风创作了交响乐式的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1950年石方禹发表《和平的最强音》，1954年有邵燕祥的《我爱我们的土地》，1955年郭小川写下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共7首）组诗，1956年贺敬之发表《放声歌唱》等，这都是轰动一时的政治抒情诗名篇，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这些作品中，尤以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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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贺敬之的诗歌为代表，除了普遍性的政治主题和题材的鲜明的社会性、政治性之外，迄今为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诗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已经不再是以往诗歌作品中的富有独特个性的诗人自己，而往往是一个人民或阶级代言人的“大我”（“我们”）。而这，恰恰是政治抒情诗最本质的特征。那么，这种明显抛弃抒情诗以往的
艺术经验和对独特性的要求，以抽象的“大我”（“我们”）所进行的创作，无疑“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情绪高度政治化的结果”（洪子诚语）。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作为一种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话语实践，政治抒情诗，“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一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福柯语）。对它的分析不能不联系到20世纪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及其造成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变革。 根据现代话语理论，现代性的获得是与历史感的形成密不可分的，没有这种历史感，也就没有现代的“国家”、“民族”概念及其意识。而这种历史感又是直接建立在现代的时间观基础之上的。现代的时间观来自于基督教的创世观念或时间观念，即认为时间是以“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方式流逝着。正是从这种时间观中，黑格尔发展出了现代的“历史”概念。顺理成章地，这“历史”也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历史中包括人在内的每一种存在就必然是过渡性的，在后来所有的历史主义者那里，这“历史”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类似与神学的形而上学观念，成为了每一个体生存的价值根据与意义来源；这“历史”也产生了现代的乐观主义，一种看待人事与世界的超然的乐观主义。正因为如此，能否获得“历史性”，就成为能否获得被称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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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的抒情”的乐观主义的关键，甚至直接决定着自己的生命与作品是否具有价值与意义。而政治抒情诗的兴起恰恰与这种“历史性”的获得直接相关。 这种“历史性”的获得简单一点说，就是古老中国终于在1949年摆脱了非现代状态，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进入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
对于几代矢志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具有“创世”的现代意义，所以敏锐过人的胡风几乎是同时便写出了《时间开始了》这一部具历史感的政治抒情长诗，以空前的乐观主义歌唱了获得“历史性”的土地、人民及其领袖，坚信“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着你！” 在现代性理论那里，现代意味着主体在历史中的创造。但要成为创造者，必须首先拥有主体性。而个人要找到在历史中的位置，又必须通过现代国家才能实现。而如果创造意味着抒情，那么，对于所有非西方而言，就必须首先拥有抒情的主体——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现在，这个主体已经建立，按照“历史逻辑”，创造或者说就是抒情真正开始了。 但是，任何抒情都必然要通过个人性的主体来实现，抽象的国家无法抒情；但国家又是由个人组成的。感性的个人可以是抽象的国家的感性显现，在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里，国家是无数个人的共同本质，我们不再是孤单的个人，每一个“自我”不再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个体，而是已经获得了共同本质之后的“国家”的象征，是进入了历史的更高的自我，更完善、更有意义、更无限的自我，“我”其实只不过是整体性的一部分。所以不如称之为“我们”更妥当；当然，“我”又是“历史”的化身、“国家”的化身，“我”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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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也就是在代表“历史”、“国家”、甚至“人类”在抒情，也就是“我们”在抒情，“我”的意志就是“历史”、“国家”甚至”人类”的意志，不是吗？“我，／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哦，／毛泽东同志的同时代人。“在中国的／神话般的国度里，／创造一切的／神明／正是／我们自己！”（贺敬之
《放声歌唱》）“我们／——雷锋；／雷锋／保证：／敌人必败！／我们必胜！”（贺敬之《雷锋之歌》）“公民们：／你们／在祖国的热烘烘的胸脯上长大，／会不会／在困难面前低下了头？……那么，同志们！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郭小川《向困难进军》） 这是政治抒情诗在情感抒发上表现出激越、豪壮，音调特别明快、响亮，并且充满激情与思辨的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原因。当然，在六七十年代，随着“国家”共同本质被更为抽象的“无产阶级性”、“党性”所替换，抒情主体反而与具体的现实政治以至政策有了更紧密结合，在一种更为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政治要挟下，政治抒情诗却越来越丧失抒情诗的个人情感特征，从而渐渐为诗坛所冷落，直至七八十年代在白桦、李瑛、公刘和叶文福、熊召政那里有过短暂的复兴。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样式，今天重读那些优秀的代表之作，其独特的感染力依然是能打动人心的。
郭小川，1937年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新闻、宣传、文艺部门工作，并坚持诗歌创作。先后出版《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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