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如何看待当代政治抒情诗更新完毕开始阅读44488c64312b3169a451a4df
吸收进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体，并且乐观地在这一群体中感受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殷夫那些红色鼓动诗的首要特征就是对“我们”的推崇和歌颂：“我们的意志如烟囱般高挺，／我们的团结如皮带般坚韧，／我们转动着地球，／我们抚育着人类的运命！”“我们是谁？／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的工人农民！”（《我们》）。革命群体在这
里以其汪洋大海般的庞大数量被赋予了无限的伟大的能力。在这样一个燃烧的“大群”中，诗人驱散了个体的渺小、孤独和脆弱，找到了生命的充实、喜悦和自豪。蒋光慈在《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中指出：“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只看见?我们?而很少看见这个?我?来，他们是集体主义的歌者”[１]。
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只是组成阶级群体的一分子或者是附属物而已。诗人个体的情怀在普罗诗歌中是被超越乃至抛弃，抒情主人公背后注入的是阶级话语的内涵。在抒情方式上，殷夫等普罗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因为饱满的政治热情、对诗歌鼓动性效果的追求都驱使诗人以激情呐喊的方式明确、果断地表达阶级的理想和斗志。这种抒情手法配合诗歌中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感，造成一种刚健、粗犷、壮阔的美，以及历史沸腾期昂扬的气魄和激情；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普罗诗歌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有意主观片面地描写“现实”，将现实理想化。他们的诗里只有胜利没有失败，只有对革命光明前景的憧憬而省略了革命斗争的残酷、复杂和曲折。这种革命的“浪漫蒂克”将文学简单地吸收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却忽略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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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本身的艺术特质，而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之间严密的支配与依附的关系则给以后的政治抒情诗写作留下了隐患。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从事政治抒情诗写作的，除普罗诗人和中国诗歌会诗人群外，还有臧克家、艾青等，他们有左翼的思想倾向却以独立诗人的身份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政治。他们与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不同，表现工农革命斗争并不是他们创作的直接指向，他们诗歌的起点是人民——通过人民，他们找到了和社会、民族、人类的精神联系。在臧克家那里，人民是通过农民而感觉到的，他的诗“是在农民与统治者的对峙中获得的，是从对农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关切中蒸发出来的”[２]。诗人的反抗情绪，并不是建立在明确的阶级斗争观念之上，而是来自对农民极限的生存重负的真切同情，对上层社会的一种无法忍受的愤懑使诗人看到（或者说希望看到）从“死灰”里逼出的“火星”繁衍成“天火”（《天火》）、在“暗夜的长翼底下”伏着“光亮的晨曦”（《不久有那么一天》）。
这时候政治的阶级的意识在臧克家诗里只是诗人坚忍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的一个派生物，政治抒情在此刻是于不经意间透露的一种情感的萌芽。但是随着抗战的爆发，中国社会灾难的加重，臧克家有意增加了他诗歌中的政治抒情成分，他认为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诗人的职责是“放开喇叭的喉咙”，“高唱战歌”，否则“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我们要抗战》）。他创作了《别长安》《血的春天》《伟大的交响》《红星》等诗呼吁抗战，歌颂拿起武器保卫国土的“红色战士”。但是臧克家的这些诗仍然是立足于农民和农民的苦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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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他在这些诗里首先展开的是对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和遭受离散、凌辱和死亡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描绘，他们的苦难在诗中积累起反抗的力量，诗人的“抗战”的呼声只是将这郁积的力量撕开一个缺口，力量的核心则是在苦难的内部。也就是说，臧克家诗歌的“革命”意义，依靠的并不是革命话语排山倒海般的铺排所造成的
压迫感和威慑力，他只是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出了他对人民、对祖国的心灵感受。人民（农民）才是臧克家诗歌的聚焦点，革命和政治是他和人民的深刻精神联系在时代社会环境中聚合出的一种情感走向，虽然这种走向在后来逐渐主导了臧克家的诗歌创作。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但是人民并没有尝到胜利的果实，反而陷入了更为沉重的苦难的深渊。国民党集团暴露了反动、独裁的面目，对革命力量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令人窒息，人民又被卷入到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里。与之相应，政治讽刺诗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潮流。臧克家指出：“在今天，不但要求诗要带政治讽刺性，还要进一步要求政治讽刺诗。因为在光明与黑暗交界的当口，光明越见光明，而黑暗越显得黑暗。这不就是说，在今日的后方，环境已为政治讽刺诗布置好了再好不过的产床吗？”[４]。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写作开始于１９４２年，抗战胜利前后，产量更多，锋芒更为尖锐。他在抗战末期写的《枪筒子还在发烧》、解放战争初期写的《发热的只有枪筒子》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生命的零度》、《冬天》等诗以无法抑制的悲愤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作了严正的谴责。臧克家的这些诗作都是诗人的正义感和良心在丑恶现实的挤压下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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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义愤和控诉。他说他在写《你们》这篇诗时“没经过酝酿，淤积胸中的愤懑，一泄而不可止！我不像在写诗，像在写一篇檄文，一篇控诉书。它既不温柔敦厚，也不委婉曲折。写它的时候，只觉得眼中冒火笔下惊雷”，“在这篇诗中，找不到隐约?内向?的蕴藉之情，在艺术表现上也寻不到雕刻的痕迹。我是有意如此，我不得不如此。在
当年那样的时代里，需要带上火药味的诗。我这首诗是外向的，连发机关枪似的向着敌人射出去，射出去！”[５]。尖锐的政治主题、讽刺与抒情的糅合是臧克家政治讽刺诗的特征；现实的功利需求是他创作的直接目的；在语言上，则继续坚持朴素自然的风格追求。在这一时期从事讽刺诗创作的还有郭沫若、袁水拍、任均、王亚平、穆木天、辛笛等，他们以诗歌为武器对荒谬黑暗的现实做出强烈的反应，与当时的杂文、讽刺喜剧、讽刺小说一起，在反封建、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艾青是一位紧扣时代脉搏的诗人，他对社会政治时局有着准确、敏感的预见。他曾经说过：“?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越敏感越好。但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求诗人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３]。人民，是臧克家，更是艾青诗歌的情感选择和政治起点。艾青通过诗歌表达的是时代的呼声，同时也力图是人民的意志、理想和要求。正是基于对人民命运的密切关注，艾青在抗战爆发前后写下了许多表现民族和人民心声的作品，并且在这些作品里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和激情。应该说，抗战时期的政治抒情是向民族国家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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