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如何看待当代政治抒情诗更新完毕开始阅读44488c64312b3169a451a4df
拢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衍生物，当民族国家处于危亡的关头，它自然就成为了政治关注的焦点和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抒情在此刻是让位于民族革命抒情的。只有当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显示出它的力量和威信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抒情才会在民族革命抒情中抬头，并且使民族革命抒情逐渐走向自己。中国共产党正是以
在抗战中的出色表现吸引了大批进步诗人，并由此决定了革命诗歌的政治抒情方向。１９４１年，艾青抵达延安，根据地“真实的光明”将他的诗歌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拂去了蒙在心头的深沉的忧郁，其诗歌呈现出明朗、欢乐的趋向。他到达延安后曾以他热爱的太阳为意象写了两首诗——《给太阳》和《太阳的话》，但诗人在此刻的表述已不同于前一时期对太阳和光明的焦灼的渴慕和追求，而是显现出沐浴着光与热的幸福之感。美丽、光明、庄严的延安俘获了诗人的心，勃发着生活和战斗激情的工农民众进入到艾青的诗中，几乎扫去了往昔苦难然而缄默的中国人民的身影。艾青在诗歌里热情地歌颂他们，歌颂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歌颂他预见了的光明。《毛泽东》《悼词》《向世界宣布吧》《十月祝贺》《起来，保卫边区！》《欢呼》等诗就鲜明地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拥护和礼赞。
艾青是开辟中国新诗创造道路的诗人。他的诗歌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感情，却从不给人以“政治抒情诗人”的印象，这是因为艾青对政治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观察，有着更加宏阔的视野。他将政治置于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热爱之中。《给太阳》《太阳的话》《黎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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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和《野火》，虽然诗歌的缘起是解放区崭新的政治气候，但由于诗人选取了“太阳”、“黎明”、“野火”这些有丰富内涵和象征性的意象来营构诗歌世界，并且在诗人心中确实有着超越狭隘政治观念的对光明的终极思考和追求，因此诗歌就飞越了它原先的起点，拥有了气势的阔大和意蕴的深远的所指。必须再提“政治抒情”这一概念。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对政治抒情狭隘的理解和演绎限制了我们对政治抒情诗的期待视野，似乎政治就会损伤诗歌的艺术个性（虽然这一现象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艾青的创作表明了政治抒情可以达到的艺术高度。只要诗人心中确实存在对政治的关注，对政党、对革命和人民的爱，政治抒情不仅可以在当时感染、激发人民的政治情绪，而且今天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诗人的赞美的真诚。尽管有时候我们会不认同诗人的政治态度，但我们还是能够从诗中体会到那个时代的时代氛围和人民情绪，而不是空洞的叫喊和干涩的概念的肢解。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对政治抒情狭隘的理解和演绎限制了我们对政治抒情诗的期待视野，似乎政治就会损伤诗歌的艺术个性（虽然这一现象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艾青的创作表明了政治抒情可以达到的艺术高度。只要诗人心中确实存在对政治的关注，对政党、对革命和人民的爱，政治抒情不仅可以在当时感染、激发人民的政治情绪，而且今天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诗人的赞美的真诚。尽管有时候我们会不认同诗人的政治态度，但我们还是能够从诗中体会到那个时代的时代氛围和人民情绪，而不是空洞的叫喊和干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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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的肢解。
事实上从１９４２年起，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就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影响。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由于上升为创造历史的主导力量决定了文学的时代话语类型，即在对现实历史做统一叙述的过程中帮助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是对《讲话》的回应，之后一直到１９７６年，诗歌的取材都带着强烈的政治性和时事性，政治抒情诗大行其道，尤其是１９５８年以后，成为诗歌的主流。当代政治抒情诗直接从政治现实的角度切入诗歌抒情，赞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它对抒情内容和形式的选择都自觉遵奉或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改变调整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允许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建国后，掌握了话语权力的无产阶级加强了对文学的引导和控制。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无产阶级的“我们”更要在不断地消灭“他们”阶级的过程中达到自身的确认。作为无产阶级抽象代言人的“我们”再度取代具有独立个性的抒情个体，成为诗歌抒情的出发点和归宿。应该说，５０～６０年代诗人对无产阶级“大我”的态度是敬仰并顺从的，他们自觉地接受主流话语的引导，努力将“小我”消融于“大我”的海洋中。战争年代投身革命的经历使他们对诗歌的政治功效抱着固执而动人的信仰，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密切结合是他们的不懈追求，他们希望在新的时代继续以诗歌为武器投入社会斗争，参与社会生活，推动历史的进程。他们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歌唱翻身的人民和引导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人民领袖。何其芳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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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伟大的节日》，石方禹的《和平最强音》，邵燕祥的《我们爱我们的土地》，冯至的《我们的感谢》都是对当时政治景象的由衷赞颂。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氛围里，胡风写出了他的政治抒情史诗《时间开始了》。这部由《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和《胜利颂》五个乐章组成的抒情长卷，歌颂了人民领袖毛泽东、为祖国和
人民做出平凡而又伟大贡献的劳动妇女和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同时传达了诗人作为一个新中国公民的骄傲和幸福。胡风和他的七月诗派一直强调诗人的“主观战斗精神”，认为诗人的生命应该随着时代的生命前进，诗要反映时代的精神、人民的情绪；同时又主张将主体的情思突入到客体对象的深处并与之完全融合，“作者的诗心要从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更前进到对象（生活）底深处，那是完整的思想性底把握，同时也就是完整的情绪世界底拥抱”[６]。对抒情主体的强调使胡风对政治抒情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时间开始了》里，“诗人首先是全身心地去感受伟大时代的精神律动，沉浸于时代的激情旋涡中，然后将此激情投射并突入到所歌咏的对象里去，待到两者完全融合后，再用跃动着生命活力的诗语传达出来”[７]。
《时间开始了》是胡风感应时代脉搏的诗作，他搁置了４０年代持续的对民主自由的抒情，将诗歌转向了对时代政治的歌颂。应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和文学创作的要求，胡风在诗中歌颂人民领袖，赞美劳动英雄，抒写无产阶级“大我”的形象，在新的时代面前做出了新的抒情选择。但是胡风改变的只是抒情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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