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代政治抒情诗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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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结合的抒情方式有助于在时代历史的背景中造成一种大开大阖的抒情气势,与所要表达的重大政治命题相吻合。此外,化抽象的概念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更是实现政治动员艺术化的重要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抒情诗的成败。因为形象的使用能够减少诗歌的政治说教味,使政治命题的阐释增添诗的色彩和意味,保持政治抒情诗

的“诗味”。

在诗体形式上,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大体采用的是“楼梯式”。这种自由体式的“长句拆行”的组织方式,有助于描绘宏阔的画面,传达复杂的思想观念,产生磅礴的感情气势。因为长句便于观念、情感的表达和渲染,拆行能够突出节奏。而且,对“楼梯式”,贺敬之也从古典诗歌中得到启示,对散漫的诗行进行了若干规范,融进了一定的整齐、节制和对称的因素。

“文革”时期的政治抒情诗已堕落为“四人帮”用来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不值一提。天安门诗歌运动恢复了“说真话”“抒真情”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传统诗体为主的《天安门诗抄》,虽被注入了强烈而愤激的政治热情,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抒情诗则极为少见。直到新时期之初,较为成熟的政治抒情诗文本才大量出现。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光未然的《伟大的人民勤务员》,公刘的《沉思》《刑场》《哎,大森林》,艾青的《在浪尖上》《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等。这些作品多以政治性人物或政治性事件作题材,抒写的也多是对领袖、英雄人物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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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政治而罹难的不幸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这些悲剧制造者的悲愤之情。不少作品皆因出自作者的亲身体验和传达艺术上的新颖与圆熟,显示出感同身受式的审美力量,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潮占据了当代中国诗坛的中心,政治抒情诗普遍受到鄙视,逐渐被边缘化。进入90年代后,由于国内出现了几场重大政治事件:邓小平逝世、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等。这些事件引发诗人们对民族和人民作历史性回顾,并在反思中展望祖国的未来,因而出现了一批对传统政治抒情诗作适当超越的新型政治抒情诗样式。如桂兴华的《邓小平之歌》《跨世纪的毛泽东》《永远的阳光》《中国豪情》,柯平的《诗人毛泽东》,罗高林的《邓小平》,李瑛的《我的中国》,顾偕的《国家交响曲》,纪宇的《97诗韵》《20世纪诗典》,王怀让的《1997备忘录》,林春荣《中国季节》等,这些作品多为长篇巨制,少则几百行,多则数千行,或写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与人格魅力,或叙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与潮起潮落,或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民族形象重大改观。但这类诗因过于亲近主流意识形态,过份强调编年体史诗要求,而写作主体对所要表现的大跨度大容量历史内容又缺乏感同身受式的体验,由此带来这类文本史实有余而诗性诗意不足的缺失。 进入新世纪后,适逢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政治抒情诗也因此而再度引起诗坛注目。

2001年6月,《诗刊》以纪念专号的形式刊登了一批歌颂党和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诗歌,作为迎接建党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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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贺礼。《诗刊》将这一期发表的诗作归为五个部分:“跨越篇”、“开放篇”、“团结篇”、“奋进篇”以及“言志篇”,其中的“跨越篇”以“飘扬八十周年的旗帜”为副标题,以《红色寓言》(刘立云)、《飘扬的旗帜》(周启垠)、《我的歌献给辉煌的七月》(陈所巨)、《中国:新世纪的歌手》(李晃)、《大河》(程步涛)等诗抒写了对人

民领袖的敬仰、对革命烈士的缅怀以及对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追忆和展望。这批政治抒情诗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抒情风格。首先表现在对革命领袖和人民的赞颂。朱增泉的《跨越》以毛泽东、邓小平两代党的领导人为抒情对象,在对他们的功绩的描述和称颂中表现国家政治、经济的变化和飞跃,以寄托对党的感情。以人民为抒情对象的诗歌,塑造的仍旧是一个有着超额能量的群体形象,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归依,比如刘立云的《红色寓言》组诗中的《我这样理解人民》。《红色寓言》是这批政治抒情诗中较为突出的诗作之一,包括《夜行者》、《红色寓言》和《我这样理解人民》三篇。诗人能够从个人真诚的感情出发,表现革命先驱者们在黑夜中创造的西西弗斯神话,抒发诗人自己的革命热情和坚定志向,以及对“人民”的理解。在《夜行者》中,诗人将对先驱者的情感倾注在“夜行者”形象里:在“黑暗的缝隙里挤撞、腾挪/并侧身而行,把一颗颗倒提在/手上的头颅,当作黑夜的灯盏”;他们在“没有道路的地方/踩出道路,在没有青草的地方/养育出青草”,“这一群东方的/西西弗斯,他们在久远的岁月/轰轰隆隆地推着头颅上山,又轰轰隆隆地听任头颅落地”,要让人们“听见大地的鼓声”。鲜明的形象使得情感不致空洞、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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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这批诗歌表达政治情感的另一个途径是回忆党的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将党的历史和国家前进的历史合而为一。《中国:新世纪的歌手》、《大河》等诗即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中国:新世纪的歌手》从“南湖水面的灯光”(即党的创建)说起,以一路燃烧的“燎原”的“圣火”指喻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成功;然后写改

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就。这些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的,是“中国,新世纪的歌手”的“纵情歌唱”。最后,诗人展望未来,“让那史诗般庄严花瓣般圣洁的音乐/由主旋律指挥,从我们宽阔的额头升起/凝成五颗闪烁着母亲般光辉的星座”。 新世纪这批政治抒情诗,虽在五彩缤纷的当代诗坛上只是昙花一现,但其在新世纪的顽强生命力仍不可小觑,只要它能与时俱进,不断克服身的缺憾,仍可在未来中国的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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