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 图文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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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力的,因为理性预期概念有很多缺陷。理性预期“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进行了彻底清算,并倡导所谓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应当同时看到,关于预期能否完全符合理性,市场机制是否具有完全的调节作用等问题上,理性预期学派与其他西方经济学流派,尤其是凯恩斯主义者或新凯恩斯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相抗衡的重要学派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new-Keynesian)通常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经济理论。“新凯恩斯主义”11一词的使用较为混杂,有时包括凯恩斯的一切追随者的理论,有时又特指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但更多的是指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时,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新凯恩斯主义”。他们用Neo一词来表达“新”的含义,因此是对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

但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最新发展而兴起的,既不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30年代由凯恩

费尔普斯 约翰·泰勒 斯坦利·费希尔 斯创建的凯恩斯经济学。20

世纪80年代,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冲击下,某些信奉凯恩斯学说的经济学家感到反驳无力,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江河日下。但与此同时,美国一批中青年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有必要使凯恩斯学说复兴。因此,他们在继承凯恩斯学

伯南克 布兰查德 阿克洛夫 斯蒂格利茨 说的基础上,

致力于为凯恩

斯主义经济学提供严密的微观基础,为凯恩斯主义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于是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斯坦利·费希尔、埃德蒙·费尔普斯、约翰·泰勒12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迈克尔·帕金、劳伦斯·贝尔(Lawrence Ball)、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洛夫、詹内特·耶伦、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本·伯南克13

、N.格里高利·曼昆、戴维·罗默14、等。 新凯恩斯主义是指以原有的新古典综合派为核心以及所有企图维护凯恩斯学说的经济学者或者是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时的一个新的主张政府干预的松散的联盟。它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否定市场总是出清的假设;同时,为弥补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缺陷,吸取有关的教训,强调对市场失灵的微观原因研究。其主要成员有:哈佛大学G.曼昆和L.萨默斯、麻省理工学院的O.布兰查德和J.罗泰姆伯格、哥伦比亚大学的E.费尔普斯、斯坦福大学的Y.斯蒂格利淡、普林斯顿大学的B.伯南克。曼昆和D.罗默编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两卷集是有代表性的新凯恩斯主义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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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详见刘汉林著《宏观理论经济学》第12章注释2。约翰·泰勒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1993年所提出的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已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所奉行,其后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也主要是对其理论的发展,或是致力于参数的选取方面。从投资实务的角度而言,泰勒规则被广泛用于利率期货等投资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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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Ben S. Bernanke)宏观经济学家,他关注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历史。他1953年12月13日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是哈佛大学1975年经济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1979年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生院1979~1985年经济学助教,普林斯顿大学1985~1996年年经济学和公共事务学教授和1996~2002年经济系主任,美联储2002~2006年理事,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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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但是,它的理论基础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建立。早在20世纪 70年代后期,斯坦利·费希尔、埃德芒·费尔普斯、约翰·泰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设,在自己的论文中就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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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理论基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词英文为New-Keynesian Economics,由迈克尔·帕金于1984年出版的《宏观经济学》一书中首创。劳伦斯·贝尔、N.格里高利·曼昆和戴维·罗默三人在《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1988年第1期上发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的学术论文中最先使用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曼昆和罗默根据对经济波动的理论问题是肯定或否定回答来判断是否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他们认为,首先看这种理论是否违反古典二分法,是否承认名义变量(如货币供给)波动影响诸如产出和就业这些实际变量的波动。其次是这种理论是否认为经济中市场的实际不完全对于理解经济波动至关重要,对诸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刚性的考虑是否是这种理论的中心内容。如果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论述是肯定的,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993年出版(1997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蒂格利茨16《经济学》被誉为“推翻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理论体系的经济学教科书”“西方经济学史上继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之后的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曼昆著《经济学原理》一书1998年

迈克尔·帕金 曼昆 罗默 由德赖登公司出版社出版,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令人鼓舞的经济学

教科书”17。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预言这本书将取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天下第一。然而,10年过去了,这个预言并未得到证实。相反,则表明其言过其实。

与以市场出清假设、货币中性假设、长期均衡分析为特色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保留并继承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假设、货币非中性假设与短期分析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理论,以否认古典二分法18为理论特征,

经济顾问委员会2005年主席,被提名美联储主席候选人,2006年2月1日起美联储主席;纽约大学经济系Morgenstern1993年秋访问教授,M.I.T.经济系1983年秋、1989~1990学年访问教授;曾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货币经济学项目的主任,《美国经济评论》编辑,美联储理事,小布什政府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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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详见刘汉林著《宏观理论经济学》第7章注释16。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被认为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详见本书第2章注释86。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A.阿克洛夫,他的理论成就使他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辩护者,详见刘汉林著《微观理论经济学》第18章注释5。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参见刘汉林著《宏观理论经济学》第6章注释43。格里高利·曼昆,详见刘汉林著《宏观理论经济学》第2章注释33。保罗·罗默,参见刘汉林著《宏观理论经济学》第16章注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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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77年2月号上,S.费希尔发表了《长期合同、理性预期和最佳货币供应规则》一文,E.费尔普斯和J.泰勒发表了《在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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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他是阿默斯特学院1964年文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1966年哲学博士。他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66~1967年助理教授、耶鲁大学1968~1974年副教授和教授、斯坦福大学1974~1976年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1976~1979年经济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1988~1994年经济学教授、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1994~1997年委员和主席、世界银行1997~2000年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布鲁金斯研究会2000~2001年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经济学教授。他获得1979年克拉克奖,还是《经济理论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学展望》等刊物的编辑;任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1983年院士、美国经济学会1985年副会长和美国国家科学院1988年院士;任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美洲发展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的顾问。他的研究涉及不完全信息、风险、公司财务结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委托-代理、激励结构、信息甄别、市场效率激率工资、信贷配给、组织结构、新古典增长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等许多领域,并对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因而他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因对非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主要的著作有《现代经济增长文集》(与宇泽合编,1969)、《公共经济学讲义》(与阿特金合著,1980)、《商品价格稳定化理论》(与纽伯里合著,1981)、《公共部门经济学》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1986)、《竞争、激励与风险理论》(与F·冯修森合著,1987)、《国家经济职能》(1989)、《不完全和非对称信息的福利经济学》(1993)、《经济学》(1993)、《信息与经济分析》(1993)、《社会主义向何处去》(1994)等。斯蒂格利茨曾多次来华访问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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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N.格里高利·曼昆著《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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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二分法,即经济变量可以分为两类:名义变量(如货币量)和实际变量(如就业、实际产量等);认为名义变量对实

认为经济是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实际不完全性是重要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分析具有刚性价格的市场非出清均衡以及相应的数量调整,在经济当事人追求最大化和理性预期假设下用一套比较圆滑的说法坚持非市场出清这一凯恩斯主义核心内容。在理论上试图解释的中心问题是导致非市场出清的工资和价格黏性,试图通过统计验证加以论证的中心问题是稳定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新凯恩斯主义就是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简而言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力图建立一个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相符合、能够产生凯恩斯主义结论的经济理论。它有两个显著特征:⑴它是在原来的凯恩斯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仍然保留了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某些基本假设;⑵它之所以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是因为它从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里汲取了某些新的论点或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它自己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基本假设,导出了某些新的论点: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强调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强调各种实际不完全即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们来解释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为解释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提出了具有逻辑一贯性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正在发展创立过程中,它能否成功地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提供一个被西方经济学界认可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人们将拭目以待。

正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现代翻版一样,从本质上看,新凯恩斯主义是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当前的翻版。区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标准是基于它们对相对价格——实际工资是劳动市场上的相对价格——可变程度的不同假设,而这一分歧又进一步表现为对于市场是否出清的不同看法上。市场出清与否,政策无效还是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的分水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信市场经济有充分的自我调节或自我矫正的力量,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与此相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缺乏充分的自我调节或自我矫正的力量,市场不能连续出清,经济有可能处于持续的非均衡状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既然相信市场经济能连续出清因而能经常自动地处于均衡状态,就自然会得出反对政府干预的结论,它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就是一个典型。虽然政策无效性命题后来被不少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所放弃,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则是始终一贯的。与此相反,新凯恩斯主义既然不相信市场经济能连续出清,因而要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就必然会得出政府干预有效的结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恢复均衡将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失业和(或)通货膨胀将更为恶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争仍在继续。这是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争的新形式。可以肯定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占上风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新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强大对手和劲敌。但应当看到,它们之间的论争和分歧是同一意识形态下的论争和意见分歧。

综上可见,看一个经济学家究竟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不是凭主观臆断,而是看其的基本经济学立场、观点和政策主张。用这一标准很容易看出,斯蒂格利茨没有丝毫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气味,恰恰相反,他是地地道道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2015年10月8日

际变量没有实质影响。详见刘汉林著《宏观理论经济学》第6章有关货币中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