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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什么自杀？
【核心提示】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
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甲骨四堂之一。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流沙坠简》等。1927年6月2日，初夏时节，颐和园内碧水青山，郁郁葱葱。上午十点左右，一辆黄包车停在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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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门口，车上坐的是位男子，五十多岁年纪，身上着长袍马褂，神情平静肃穆，肤色黧黑，颌上留两撇八字胡须，脑后拖着一条发辫。他给完车钱，又嘱咐车夫在园门口等候，随后径直走进颐和园。因为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这位男子漫步穿过长廊，来到昆明湖石舫前独坐沉思，约有半个小时的光景，然后进入鱼藻轩，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掐灭烟头，然后出人意料地，他突然纵身跃入湖中。距鱼藻轩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园工，见有人跳水，立即奔来相救，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当园工们将这位男子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鱼藻轩前的湖水虽然深不过二尺，但湖底却全是松软的淤泥，这位男子死意坚决，自沉时头先入水，使得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以致延误了抢救的时机，这位男子最终因窒息而死。
历史就这样被定格在了这一天。这位自沉而死的男子就是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曾经透彻地将人生的事业和学问解析为三种境界的静安先生，终于没有跳出自己人生的迷局，曾经轻易地出入于中学与西学，美学、文学与史学的一代大家，竟然如此轻易地跨越了死生的界限??这是时代的创痛，学者的悲歌，亦是曾经的文化转身离去时，留下的一抹悲怆的背影。
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和近代许多大学者出身于书香门第不同，王家只是一个习儒经商的普通人家。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经商之余喜欢古诗文辞，金石字画，又在江苏溧阳县做过十余年师爷，虽说终生“名不出乡里”，可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所以思想并不保守，对于当时的经世之学，乃至维新思想都有所接触，这些对王国维都有耳濡目染的影响。
王国维4岁时，生母去世，父亲又长期在外，缺少母爱和父爱的王国维童年生活落落寡欢，“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父亲王乃誉常斥责儿子“畏葸”，说他幼年胆怯，少年又无英锐之气，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王国维的弟弟后来则说：“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
王国维16岁中秀才后，考举人数第不中。这时王父希望王国维能进新式学堂，甚至出洋留学，王国维自己也有此愿。但王父几次请人推荐王国维进陆师学堂未果，留学又因为家境无力负担，无奈之下，王国维开始在城内做塾师，没多久，他就因为与雇主关系不融洽而辞职，结果回家后遭到父亲的斥责。王乃誉说儿子不顾家贫、无筹算计，在父亲眼里，儿子科场不顺利，当塾师又不安心，未免眼高手低。虽然性格内向，不过王国维以后一生眼光颇高，骨子里有股傲气，却是从少年时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少年王国维曾写过一组《咏史二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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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述中华起源：“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上昆仑望故乡。”少年王国维的学识胸襟，在其中显露无遗。据后来在上海与王国维共事的费行简说，王国维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心里要是认为不对的事情，让他点一下头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听到别人吹牛胡说，从不争辩，但总是很快离开。
1898年，中国近代历史上百日维新的戊戌之年，王国维婚后刚刚两年，年方22岁的他顶替同乡到上海《时务报》担任书记兼校对，由此走出了故乡海宁。虽然王国维到达时梁启超、章太炎已不在报馆，但王国维还是在此结识了许多人中俊杰，并且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专门用来培养专业日语翻译人才的“东文学社”，由此遇到了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位人物——罗振玉。
罗振玉年长王国维11岁，有才识，有能力，当时在上海已经闯出一片天地，他是“东文学社”的出资者之一。有一天，罗振玉偶然在一位学生的扇面上看到了王国维的一首咏史绝句，其中末联云：“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东头望大秦。”大为惊异，认为他有过人之才，遂刮目相看。王国维因为报馆事务繁杂，于听课之外，几乎没有时间自修，结果入学半年后考试不合格，按照规定应予退学，罗振玉特别为之说情，仍准许他继续学业。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时务报》也不得不关门，罗振玉又让丢了饭碗的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做事。两个人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共进退，开始了三十余载亦师亦友直至结为姻亲的亲密关系。也正是在此时期，王国维接触到了西学，从其跟从学习英语的日本学者的文章里知道了叔本华和康德，并对他们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0年12月，在罗振玉资助下，王国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赴日本的东京物理学校学习，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气质禀赋并不适合学习数理学科。四个月后，王国维因为足疾回国。他自此放弃理工，转而开始研究穷人生之根本的哲学，同时应罗振玉之邀帮助其编辑《教育世界》，期间王国维翻译了大量文章，开始在新学界崭露头角。
1903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举荐下前往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他教书生涯的开始。1904年，新任江苏巡抚端方聘请罗振玉为江苏教育顾问，并议定在省城苏州设立江苏师范学堂，王国维随后又来到苏州任教。在这期间，王国维创作了大量诗词，其中很多作品感叹人生苦短，世事纷扰，表现出浓厚的出世思想，如《书古书中故纸》云：“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疾。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他这一阶段的词作后来结集为《人间词话》。
1905年底，清政府废除科举，设立学部以总管全国的教育，翌年初，罗振玉被任命为学部参事，王国维随之北上，住在罗家，并在罗的引荐下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初到北京的三年，王国维连续经历了父丧、妻殁及继母的离世，这使本来就性情忧郁的王国维愈发感到人生短促、世事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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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王国维发表了《人间词话》，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它已经和《宋元戏曲史》一起被看做王国维文学时代的两部巅峰之作。其中阐释的“境界”说道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而他“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的论述因其精辟贴切更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话语。
在北京的后几年，王国维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又发生了看似平常，但却对王国维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件大事：一是1908年，被清政府流放到新疆的刘鄂病逝，他和罗振玉是亲家，所以他所藏的一部分龟甲在其死后为罗振玉所有，拓印为《铁云藏龟之余》。二是1909年秋，从敦煌满载而归的法国人伯希和路过北京，罗振玉携王国维等人一起去观看，大为惊奇，对其中一部分拍照影印，至此敦煌才为国内学界所知。之后在罗振玉等人的奔走下，清政府将剩余的敦煌遗书全部运到北京，放在京师图书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作为清朝遗老的罗振玉害怕被清算，决定前往日本避难，王国维也携带家眷，随同罗振玉奔赴日本。京都四年，王国维因为没有收入，一家老小都是仰仗罗振玉的资助，但这也是王国维一生中最能随心所欲，远离纷扰，醉心于学术的时期。由于罗振玉事先经过周密安排，将其拥有的大量私人藏书和龟甲平安运到了日本，在日本又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王国维得以看遍了罗氏所藏的古籍、古彝器和其他古器物拓片，罗、王二人于是在学术上互相切磋，齐头并进，共同创作了《流沙坠简》一书。鲁迅曾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同时，罗、王二人又对罗振玉收藏的甲骨文进行考证与释析，由此开创了为后世称道的“罗王之学”。王国维的学术方向也由此转向史学。对于京都四年，王国维后来自己总结为：“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而罗振玉当时在经济上不仅要资助王国维一家，还要接济自己的女婿和弟弟，时间一长，罗氏自己也捉襟见肘。于是1915年，王国维接受英籍犹太人哈同的聘请，先期回国，前往上海，担任《学术丛编》的主笔。这一时期是王国维学术上的又一个高峰，先后撰写了《毛公鼎考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文章，彻底确立了自己在史学领域的大师地位，并受到梁启超、郭沫若等人的激赏。北京大学先后于1917年秋、1918年夏、1920年底三次邀请王国维到北大任教，但王国维说自己“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没有答应。直到1922年初，求贤若渴的北京大学派人送来了第一笔薪水，王国维才终于答应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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