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更新完毕开始阅读46620e264b35eefdc8d333b3
外敌基本不存在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消除了。政府不可能再制造什么外敌，很难让知识分子和国民为了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认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战后知识分子所一致认同的口号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多年的军阀混战与8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饱受了战乱之苦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不希望政 府通过打仗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而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统一但蒋委员长却悍然发动内战。国民党想通过打内战“戡乱建国”，自然很不得人心，首先让知识精英绝对无法认同。
到了抗战后期，大多数的中国人实际上有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停止内战，中国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不能再打了；第二个要求是成立联合政府，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成立各党各派都能参加的政府；第三个要求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就是说国家应该向民主的方向发展，军队应该归于国家所有，而不应该是党派所有。这三点应该是抗战后期中国人的普遍要求。国民党都没有做到。第一，对日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内战又起；第二，国民党也没能团结所有党派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后来有两个小党跟着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参加了国民政府，一个是民社党，一个是中国青年党。但是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跟共产党合作了，比如中国民主同盟，这是中间力量的主流，他们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中国民主同盟甚至被国民党宣布为反动组织。 第三，“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国民党也没有做到。国民党的军队改了名称，但性质没改，最早北伐的时候叫“党军”，1944年以后又改名叫“国民革命军”，1945年以后改为“国军”，但是国军还是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军队啊。 所以，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违背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三个普遍要求：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把中国放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为期22年勉强维持“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而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没有朝着孙中山制定的民主宪政的方向发展下去，中途却发生了严重变异，出现了“政治党化”，实行了党在国家之上的所谓“党治”国家，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彻底沦为了赤裸裸的“一党治国”，一字之差竟将中国带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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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深渊。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过于理想化，从理论上看，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是自成体系的，但这一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一种理论假设之上，即执政的国民党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政治学中讲到绝对的权利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掌握大权的国民党党员缺少监督必然走向腐败，国民党政权走向一党专政不可避免；其次，国民党掌权的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民主的宪政道路很难真正的实施。
国民党的内核——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它是宣示的立国的根本。就如同西方的天赋人权一样。三民主义的扩展意义是：建立民族，伸张民权，解决民生。本来国民党可以通过一步步解决，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遗憾的是国民党一直挣扎于民族建立这一首要问题上，没有时间去实践伸张民权和解决民生这两项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国民党最终不能立足的最主要原因。
2、经济问题恶化
分析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关键还是要在经济上入手。一个政权无论多独裁，多腐败，只要老百姓能过上日子，大体上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萨达姆政权不是也很独裁嘛，但如果不是美国发动战争的话，萨达姆恐怕现在还是垮不了台，因为老百姓靠着石油经济还是可以过得不错的。1927年蒋介石当权之后，有两大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为四十年代末的经济崩溃留下了隐患。首先，南京政府当时的经济导向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而是试图以中央集权对经济采取控制的态度，而这导致的权力经济也是中国经济历史上长期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尽管现在说1927年到1936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但当时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还是生存得很困难的。当年一些叱咤风云的工商业巨子，实际上都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刁难和敲诈。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市场经济意识，资本主义经济在独裁体制下畸形地异变为权力经济，私人企业的成功依赖于官商勾结。很多大资本家当时走的其实都是官商结合的道路，或者说是不得不走这条路，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未得到充分的独立发展。由此导致：第一，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积累异常贫乏，商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化，反而常发生工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的逆转。民族产业资本的稚弱和工商结构不合理，使中国：(1)始终未形成资本雄厚的产业资本家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倾轧和专制政治的压迫。这是南京政权能实行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在政治上失去民心的经济根源。(2)产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使中国时常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掠夺和各种投机行为的侵害，很难经受长期战乱的考验。这是南京政权崩溃的一个基础性经济原因。第二，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强大。近代中国，无论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封建性和投机性。官僚资本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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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采用超经济强制进行独占，所形成的垄断不是建立在生产发达和集中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从商业和银行业投机起家的，没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做后盾。到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更为严重，实力弱小的民族资本迫于通货膨胀和官僚资本侵吞的压力也纷纷效仿。结果整个社会无人生产，全去投机，经济一片混乱萧条，直至崩溃。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为南京政权的崩溃埋下伏笔。官僚资本甚至不屑于做什么具体产业，他们掌握了翻手为云的政治资源之后，不太可能再去从事制造业赚辛苦钱了。所有的官商结合几乎都是去搞金融业了，倒黄金啊，做贸易啊，这才是大头啊。当年孔令侃的“扬子贸易公司”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蒋介石并没有解决好，扩大了甚至可以说放任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即使是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那些年，农村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其实最主要是上海和天津。不夸张地说，当时上海和天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了西方，但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确还是非常落后。
南京政权统治时期，封建主义因素始终被大量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微弱，半殖民地因素却影响巨大。东南亚、拉美走市场化也是不彻底的，裙带资本主义和权力经济的盛行直接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当时国民党的情况只会比拉美、东南亚更糟，不会比他们强。即使是所谓的黄金十年，也是权贵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其实发展并不快，另一方面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倾轧。这一模式与东南亚和拉美模式几乎一样，和市场经济是两回事。
每一个国家在经历过大战以后，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战争中严重受创的经济。英国、日本、苏联在战后都是这样做的。但抗战后的中国，马上就面临内战，抗战中已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不仅没办法恢复，而且是雪上加霜。国民党也没有办法啊。内战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而应对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货币填窟窿。国民党曾经想通过金圆券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控制货币发行量，反而加剧了通胀。民众一开始对金圆券改革也曾寄予了一些希望，通过上缴手中的黄金外汇表示支持，但后来发现受骗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恨可想而知
这一状况对国民党的打击要比共产党大得多，因为国民党是当权者，如果国家经济不好，老百姓的怨言要落在它的身上。蒋介石在经济上得罪了社会的大部分阶层。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和官商盘剥之苦，对蒋介石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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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了左倾；市民阶层在金圆券改革中几乎上缴了全部的金银外汇，而后爆发的恶性通胀等于让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已失去了信心；知识阶层比如教授抗战前可以自己买院子、包车，生活得很悠闲，抗战后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直接造成了知识阶层的左倾，甚至一些原来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学者也是如此。恶性通胀对国民党政权的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军事上的失败。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了可以再招募训练军队，但恶性通胀让国民党政权信誉全无，人心散了，谁还愿意为你这个政权卖命啊。
以闻一多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时候，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家里大大小小的人口，还可以雇几个保姆；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学兼课、刻图章补贴家用了。后来，他会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义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剂。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
人心向背是决定内战胜负的丛林法则，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在1949年丢掉了中国大陆。可悲的是，即使是在一麻袋金圆券只能买几棵白菜的1948年，沉溺于军事作战与宪政改革的蒋介石却仍未重视民生问题导致的人心向背。当市民阶层被币制改革骗光了金银外汇，当民族资产阶级被官僚资本倾轧得无处话凄凉，当农民畅想与中共一起把握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还有谁会和自命正朔的国民党“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客观上说，通胀并不是始于抗战之后，而是抗战时便已相当严重了。举个例子，陈岱孙先生烟瘾挺大，但他抗战时曾经戒烟，那时通胀很厉害，饭都吃不饱，更别提买烟了。要知道，陈先生战前可是三百五十大洋一个月，什么买不起啊。但在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尚能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通胀引发的矛盾并没有凸显出来，抗战激情掩盖了这一矛盾。但内战爆发后，渴望过上安定日子的民众发现通胀状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时候民众也没有必要相忍为国了，对现政权的怨气全发出来了。假如大家有屋住、有饭吃、能乐业，人心自然附归，社会自然安定，国家自然结实，国际上自有地位，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当民族资产阶级被官僚资本倾轧得无处话凄凉，当农民畅想与中共一起把握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还有谁会和自命正朔的国民党“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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