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重返《人民日报》的背后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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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重返《人民日报》的背后

毛主席接见范长江

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社从平山迁入北平,《人民日报·北平版》停刊,范长江即随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离开北平南下,准备进入上海接收那里的新闻报业,担任即将创刊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

1949年8月1日,原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原社长张磐石任副社长,邓拓任总编辑。1949年年底,中央决定胡乔木不再兼任社长,副社长张磐石亦被调到华北局任副书记;决定调范长江回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任副社长,继续担任总编辑。该决定于1950年1月宣布。胡乔

木仍然分管《人民日报》的工作。

抓住“大转变”这个“抓手”

当时,进城后刚刚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面临许多问题。报纸从农村根据地进入大城市、进入国家的首都了,如何转好从农村到城市这个弯子,并不是轻松的。战争年代在农村环境中难免有游击习气,散漫、迟缓、不细致、不严密的作风被带进了城,还出现了新问题,比如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关系就不如以前那样融洽了。在编辑部内部,因为分工调度粗放,有任务的时候常常是一拥而上,消耗比较大,科学的经营管理还说不上。报纸出版时间太晚的问题久久未能解决。报纸版面上的印刷差错也时有发生。1949年10月开国大典期间,《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一些重大差错,曾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说成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初次发表的国旗图样说明、国歌的歌词和曲谱均有差错,而最重要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有时被安排在版面的次要位置。

这些差错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他曾召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给予以严厉批评,要求查出对这些错误应负责的人,给予处分,还说以后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制度,若再发生重大差错要开除党籍。

毛泽东的批评给《人民日报》负责人很大压力。1949年12月,邓拓向中央提出报告,希望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调整工作班子。毛泽东在此报告上批示:“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

报纸出现问题与领导班子力量不足是有关系的。当时,《人民日报》只有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安岗两人负责编辑部繁重的工作,夜班值班编辑只有6人。邓拓经常独自完成社论。这一方面固然仰仗他过人的才华,另一方面也是报社撰写评论人才不足所致。

范长江就在这时走马上任了,他还听说了毛泽东关于党报的一段讲话,大意上是表扬了《大公报》,毛泽东说,你们学学《大公报》嘛,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

范长江正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他对进入了和平建设年代的《人民日报》应该办成什么样子有自己内心的追求和计划,因此一到《人民日报》上任,就雷厉风行,要有一个大变革。

“抓手”在哪里呢?正好在这个时候,一部苏联的二战故事片在中国放映了,片名叫《大转变》,讲的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实现了战略反攻。范长江看这部电影时深受启发,即和邓拓、安岗商量,组织全社人员观看,然后展开一场讨论,以促成《人民日报》办报工作的“大转变”。

范长江的努力和措施

1950年2月,刚刚上任的范长江主持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实现《人民日报》的“大转变”。胡乔木也来参加并首先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报皆可以为《真理》。”他对在座的人们说,你们说,《人民日报》不像《真理报》那样,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在报社任领导工作,或者说,缺少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帮助,所以办不好,这都不对。要自己提高自己,自己能打仗,才会得到援助。从影片《大转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斯大林格勒指挥作战的将军们怎样按照中央确定的总的方针独立地艰苦思考,当机立断。我们也要学会这样工作,不要事事依赖上级指点。要像他们那样,在重大危急关头,敢于独立地对人民负责,不计个人得失。

接下来讲话的范长江声若洪钟,要求编辑记者们像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苏军官兵那样,坚决执行大元帅的命令,坚守岗位,歼灭敌人,决不退却。他说,我们报社各级领导,也要像《大转变》中的将军们那样,学会集中使用力量,抓住要害,打歼灭战……

进入3月,报社召开发行会议,范长江抓住时机,通过报纸发行渠道收集各地读者对《人民日报》的意见,并向全社人员传达。编委会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流程,使报社的制度化建设有了明显的进步。到3月下旬,范长江传达刘少奇的看法,说《人民日报》有点看头了,有生气了,发表了一些能解决问题的文章。刘少奇还说,真正办全国性报纸的条件已经成熟,

主要条件之一是交通情况好了。但是还不能说有了好条件就会出现真正全国性的报纸,还要靠报社全体人员的努力。

范长江和邓拓每周在报社内组织一次言论写作座谈会,讨论和分工写评论。他直接指挥一些记者的重要采访活动,亲手编辑一些记者的重要稿件。他还从各地来稿情况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通讯员来稿。

在报纸的“大转变”中,范长江着重引导大家扩大与读者的联系,主张开门办报。当时报社的供稿通讯员人数不算少,但分布不均匀。华北的占50%多,中央机关和北京市的占30%多。范长江说,今后,要把通联工作重点放在填补空白地区。

范长江很勤奋,多次就改进报纸工作向中央写综合报告、专题报告和请示信,经常和胡乔木交换意见,他不仅和编委会成员商议工作,还和普通编辑、记者倾心交谈。

他为自己规定,每天保证两小时看书看文件,以此督促编辑记者们学习理论、政策。他时常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等机关了解有关财经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请有关领导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他自己也动手写评论见报。1950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大规模打响。有一天,范长江满腔热情地到中南海向中央报名,要参加志愿军,上前线去。他回到报社对编辑们说,这一下挨了批评!中央领导对他说:你的战斗岗位就在《人民日报》,这任务比上前线艰苦得多。

雷厉风行与稳妥行事的矛盾

范长江是新闻名家,他对和平时期怎样办报有自己的向往。但是,他的性格比较急躁,总是希望尽快成事进而开创新的业绩,这样他有时会在编辑、记者和干部群体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领兵先行。另一方面,当时的一些办报思想和做法也明显地带有“一边倒”的苏联模式,由此带来了工作中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