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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日札》里解释说：“吴越间妇女用三棒击鼓，江壮凤阳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南宋郑樵也曾作《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袅袅兮轻烟。布谷啼兮人比肩，纵横兮陌阡。”这些大约是“秧歌”一词的最旱文字记载吧。上述文字记载说明，在我国江南，古代劳动人民在插秧季节，有一种男女互相击鼓对唱的习俗，这实际上是产生于插秧劳动中的田歌。因此秧歌也叫“田歌”、“田植歌”、“秧戏”、“作业歌”等等，故秧歌为插秧之歌。
阳歌，顾名思义，应为阳春之歌，完全不同于秧歌。阳者，温也。阳气始于亥，生于子，农历十月为建亥月，故十月又称阳月。俗语云：“冬至亦阳生，夏至亦阴生。”即冬至之后，日照时间一天天增长，阳气一天天旺盛。而夏至之后情形恰恰相反。诗小雅“采薇”有“岁亦阳止”句。十月阳初，到春节期间已当阳春季节。民间在除旧迎新之时，陈酒食，祭诸神，载歌载舞，喜庆丰收。并祈求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四季平安。所唱之歌便称为“阳歌”或“春歌”。即阳春季节演唱的歌。
秧歌和阳歌本是截然不同的两大民间艺术体系，但解放以来，见诸报刊书籍的文字，统统称作“秧歌”。匡扶同志在他的“秧歌小考”（见《民间文学论文选》199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文中作了这样的结论：“秧歌是中国农民在从事集体的农作劳动中，为了统一动作，减轻疲劳，增加速率而集体创作出来的。又说：“秧歌流行的区域是极广泛的，也可以说是全国范围流行的。”匡扶同志的这一结论，如果是单指江南插秧季节的“田歌”，大约是无可非议的。
如果把全国各地的众多阳歌（也称秧歌）一起囊括在内，显然是不妥的，至少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秧歌（实为阳歌）不可一概而论。我国北方的许多秧歌，从演唱内容到表演形式、活动季节、演出习俗均与插秧劳动毫无干系。这些地方也极少有插秧劳动，又何以产生与插秧劳动密切相关的秧歌呢？因此产生并至今广泛流传在我国北方的众多秧歌，实际应为“阳歌”。
郭丕汉（伞头秧歌研究家）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查阅过一些县志中有关秧歌章节的记载，发现有不少地方就把春节期间的社火活动称作“阳歌”。如陕西《葭州志》（民国二十二年版）风俗篇载：“元宵张灯火，放花炮，具酒肉，歌声四起......是夜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曰唱阳歌。”又据河曲县志载：“是元前后三日......热石碳于门首，谓之火龙，取其明也。插灯数百只，排列其阵图，谓之灯游会也。锣鼓喧闹，歌舞于市，唱凤阳歌也。”又据陕西《米脂县志．风俗本》载：“春节闹社火，俗名闹秧歌。（又名阳歌，言时交阳春歌以乐）。”上述文献中记载的“阳歌”、“春词”恰与临县民间传统的称谓：“闹阳歌”、“闹春歌”作了互相映证。“阳”与“春”乃一脉相承，而“秧”与“春”便风马牛不相及了。
又据白云观老道士张明贵介绍：道教的祭祀活动中，举行一种超度亡灵的仪式，目的是让死者少受地狱之苦。其中所唱“绕灵”、“扬帆”、“十方礼游莲”等曲统称为“阴歌”。我国民间的传统观念是神为阳，鬼为阴。人间为阳间，地府为阴间。既然祭祀地府和娱鬼的歌为阴歌，那么祭神和娱人的歌就一定是阳歌了。综上所说，至今流
行于我国北方的众多社火秧歌，（除极少数外）实为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阳歌”，“伞头秧歌”亦应为“伞头阳歌”。那么长期以来何以将阳歌写作秧歌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交往日趋频繁，南方的秧歌艺术也伴随着商业活动传入北方。如著名的晋中“祁太秧歌”就是清朝初年由商人从安徽传带来的“凤阳花鼓”，后被当地民间艺术吸收、溶化，发展演变成为当地的一种民间社火活动。后来又搬上舞台，形成现今的戏曲艺术，但习惯上仍叫“秧歌”。秧歌与阳歌这两种不同艺术长期并存，互相融合，便有了混为一谈的可能。二是阳与秧读音相同，也很容易混淆。当然说北方秧歌应为阳歌，并非要重新正名，但作为学术研究却是必须弄清楚的。否则可能因名不正而导致言不顺，使人无法理解。
伞头秧歌的社火祭祀意义
社为土地之神，社火是祭祀土神之火。祭社是我国十二腊祭的一种遗俗。古代社火之日，乡民举行迎神赛会，以鼓乐、仪杖、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王明清《挥尘前录》卷四中载：“李定文亦奇，欲予赛神会。”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赛神中介绍“赛社”（即社火）：“农事毕，陈酒食以祭田神，相与饮酒作乐。”宋代范成大《石湖集》二三卷“上元纪关中节物”中有诗句：“颠狂社舞呈”，并注云：“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上述我国古代这种迎神赛会的社火活动，至今在伞头秧歌中仍有明显的痕迹。
首先是当地民间一直把闹秧歌也称作“闹社会”、“闹社火”、“闹红火”、“闹会子”等等。这里所说的“社”与“会”，显然同我国古代的“赛社”与“赛会”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在活动时间上，伞头秧歌都集中在春节期间，这正是一年农事完毕之后，人们一面欢庆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外在活动形式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据《临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版）风俗志载：“元宵，张灯结彩，献戏，赛毕，各坊社醵金合脯，谓之破盘。”这里所说的“醵金合脯”，就是文艺演出结束之后，各社措钱大家一起吃喝一顿。这一习俗至今尚存，恰与古代的“相与饮酒作乐”吻合。又据《临县志》（民国六年版）艺文志中刘如兰的一首“竹枝词”：
秧歌队队演村农， 花鼓斑衣一路行， 东社穿来西社去， 入门先唱喜重重。
末尾注云：“新春田家多扮秧歌相互为乐。”这首竹枝词比较准确地记录了伞头秧歌在民国初年的表演形式、演唱内容、活动时间和演出习俗。“秧歌队队”，说明闹秧歌的地方很多，“花鼓斑衣”指秧歌队的装扮，同时也道出了相互交流的活动形式和入门先唱祝福贺喜之词的习俗。这正好和现今的伞头秧歌以及山西众多社火秧歌的活动形式相一致。其中“东社穿来西社去”又与我国古代迎神赛会时“周游街巷”的习俗相同。